反對法西斯的戰爭勝利了，但是和平的慶典過於短促，在廣島和長崎之後，和平壹詞已失去了某種可靠性。在和平與戰爭之間已經畫出了壹條新戰線，這壹令人不安的戰線叫做“冷戰”，在冷戰中兩個超級大國和壹度松散的盟國，美國和蘇聯，像是兩個巨人站立於戰場的兩端，各持摧毀對方的武器，雙方都知道報復是即刻和致命的。在這壹過程中，他們可以很容易毀滅整個世界。誰都不願離開這壹魔鬼之道。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是不是永遠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死亡和摧殘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快、更殘酷地逼近世界各國，所有這壹切人們全都了解得壹清二楚。都市和城鎮會在壹瞬間從地球的表面消失。無數人口會在壹眨眼之間被燒成灰燼，代之以蘑菇狀的烏雲。
“我變成了世界的毀滅者濕婆神”，當試驗用的原子彈在特林尼特引爆時，奧本海默在報告中這樣宣稱。這位才氣橫溢、被良心折磨的科學家並沒有誇大他對世界上第壹顆原子彈的誕生所作的貢獻。他是為了幫助他的祖國和自由世界，做了他清楚地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他要把他的余生盡其所能用於挽回自己造成的破壞。現在美國和蘇聯競相制造更大和破壞力更強的炸彈。在物理學家泰勒的領導下，美國研制了世界上第壹枚氫彈，借助於氫的重同位素的核聚變，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壹個與世隔絕的環形珊瑚島上進行試驗。它相當於數百萬噸TNT，其破壞力超過投向廣島的原子彈上千倍。“氫彈”成了世界詞典的壹部分。學齡兒童接受了安全教育，學會如果在上學時遇到“氫彈”投下，如何保護自己。當然這壹教育並沒有什麽價值，無非是在心理上放心而已，更多是讓父母放心，而不是讓被恐嚇的兒童放心。許多家庭在後院修建了“轟炸避難所”，而知識界則在哲學上對這類避難所的倫理意義進行過多評述。試問，妳讓不讓鄰居進入妳的避難所？如果他們硬要進入，妳怎麽辦？妳真的想走出來，在壹個被破壞的世界裏生活嗎？這些問題和避難所壹樣都是毫無價值的。只有極其天真的人才會相信避難所有什麽好處。
電影工業反映也許還強化了冷戰年代公眾的恐怖，它不斷地提供科幻恐怖題材。（編劇們構思的）原子輻射的巨大效應產生的各種醜陋、畸形發展的怪物在電影院和車載影院的屏幕上橫沖直撞。“科學太放肆了！”廣告這樣吼叫，“有好些事情人們是不想知道的！”如果“瘋狂的科學家”不是直接或間接產生了這些怪物或其他給世界找麻煩的方式，他們也被描繪成難以相信的天真、粗劣或者令人討厭的人物，而軍人或其他堅定的英雄則與好萊塢炮制的致命和醜陋的東西進行戰鬥並且戰勝了它們。
它們是致命和醜陋的東西。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公眾想象的“瘋狂的科學家”創造了弗蘭肯斯泰因那樣脫離了創造者的控制並最終毀滅創造者的怪物，這些怪物只是對鄉村城鎮進行威脅，而20世紀50年代電影中所創造的巨型螞蟻、蜘蛛和“原子人”則威脅要摧毀地球上所有的東西以及地球本身。人們在冷戰的壓力下處於緊繃狀態、經常受到有可能整體毀滅的威脅，在壹個被政治家、軍事家和科學家支配的世界裏，個人因感到無法控制自己命運而沮喪，這時人們發現，電影中的幻覺無論是走向勝利或者失敗，至少提供了某種解決辦法。
正當科幻電影反映了某種世界潮流以及對科學的不信任感時，1957年發生的壹件和科學幻想類似的驚人事件使公眾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壹個嘟嘟作響的小物體突然出現，這是夜晚在地平線上閃閃發光、環繞地球軌道的壹顆新星。它的名字叫人造衛星壹號，是蘇聯發射的。
世界的面貌在許多方面從1957年10月開始轉變。不久，人類第壹次從寧靜的太空看自己的星球。兩個超級大國開辟了冷戰的另壹個戰場。蘇聯第壹個把人造衛星送上圍繞地球的軌道，但是美國的火箭制造者並沒有落後太多。美國、蘇聯和英國在1945年戰爭行將結束時，都搶著爭取德國科學家。德國可怕的V2火箭設計師名列最需要的名單之首。德國首席火箭科學家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意識到他的火箭制造團隊對蘇聯和美國的價值。他和他的小組的許多人預想到在美國會生活得更好，於是他就帶了壹個大型分遣隊向美軍集體投降，而其他人則投降了蘇聯。兩支人馬都相當秘密地離開了德國。
這壹競賽的直接產物是所謂的導彈，可用於攜帶大規模的、能迅速殺傷對方的破壞性武器。然而，布勞恩以及小組的關鍵成員早就有了更大的夢想。布勞恩從小就夢想把人和火箭送上太空，而不僅是敵方領土。美國和蘇聯當局也都把眼光轉向太空，不僅是出於軍事考量，也是為了壯大聲勢。將會是誰率先打破科學與技術之間的壁壘，邁出走向太空的巨大壹步，從而最先顯示其超級實力和知識呢？
隨著人造衛星壹號的上天，蘇聯贏得了所謂太空競賽的領先地位。銳氣受到挫傷的美國，在經過幾次災難性和高度公開的失敗之後，最後還是設法把自己的人造衛星送上了軌道。突然間，所有的眼光似乎都轉向太空，並再次轉向科學。蘇聯和美國的教室裏都加強了科學教育。向年輕人展示和吹噓科學項目的“科學博覽會”不斷普及，聲望與日俱增。盡管“氫彈”的幽靈依然存在，但現在整個世界都把科學看成是英雄。兩國的新聞媒體廣泛報道“我們的科學家”和“他們的科學家”。在兩個超級大國裏，公眾都知道“我們的科學家”是最優秀的科學家。美國總統肯尼迪意識到采取大膽和令人註目的姿態有著巨大的宣傳價值，於是在1961年5月5日宣布，把人送上月球並“安全地帶回地球”是國家的目標。冷戰仍在繼續，太空競爭在加溫。1969年到1972年，是美國太空計劃的輝煌日子，在6次太空飛行任務中，有12位美國宇航員曾在月球表面行走。
蘇聯在送人上月球的競爭中明顯受挫，於是宣稱美國的飛行無足輕重，它更多地關註宇航員在太空的長期逗留，這種飛行將為蘇聯的太空計劃提供更有價值的信息。如果人類要生活在運行於軌道上的永久太空站上，這些信息是必需的，這類太空站既可民用。也可軍用。
盡管初衷源於國家榮譽、宣傳和軍事機密的需要所推動，但美國和蘇聯的太空計劃也為科學打開了新的時代。隨著“獵奇性”逐漸消退，把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又返回的阿波羅計劃，在公眾的漠不關心中平靜地收場。再有，美國宇航局把重心轉移到能重復使用的航天飛機上，吸引了經費和公眾的註意。然而，許多其他的純科學使命擴展了科學的範圍，其影響遠遠超過了月球漫步者所帶來的轟動效應。以先驅者、探測者和航行者命名的太空計劃送出了無人太空船，它們滿載科學儀器，不僅用於研究太陽系中的行星，而且也研究太陽系中的許多衛星。機器人“眼睛”和電子傳感器給地球上正翹首以待的科學家送回了大量圖片和信息。小型機器人“登陸者”不僅在火星表面登陸，而且在上面緩慢地爬行，揭開了這顆“紅色”行星的許多秘密，又展示了新的奧秘和問題。被人們高度關註的“軌道中的眼睛”——哈勃空間望遠鏡，把它的觸角指向遙遠的星系和宇宙深處的黑暗星空，回答各種古老的問題，又提出新的問題，詢問有關宇宙本身的誕生、生命和可能的死亡。
當21世紀開始時，科學似乎正處於新的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不僅屬於天文學家和天體物理學家，也屬於揭示原子深層結構和誇克奇異世界的粒子物理學家；以及探討遺傳秘密、借助遺傳工程來設計和理解生命本身的生物學家和遺傳學家。
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20世紀結束時，科學與社會之間那種不穩定的關系又壹次卷土重來。隨著科學對生命和宇宙知道得越來越多，對於許多人來說，它的語言和器具似乎過於強大、過於聰明，也過於深奧、過於遠離大眾，它與可以信賴的平凡世界之間的關系似乎是脫鉤的。許多人對這壹世界日益增加的復雜性和無法在傳統宗教或科學中找到安慰而感到失望，他們不僅開始遠離科學，而且開始親近科學在傳統上的老對手：神秘主義和迷信。盡管許多人享受和欣賞科學帶來的許多好處——從即時全球通信到快遞服務，從衣服容易洗滌到宇宙天體的絕妙圖片——但很少有人發現科學的過程在於壹種樂趣，也很少有人欣賞科學最基本的方面，欣賞它解決問題和作出發現的方法和途徑。也許在21世紀到來時，這壹切都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