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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唐玄宗之後有沒有英明的皇帝

唐順宗_永貞革新.短暫的中興夢。 曇花壹現的改革,終究付諸東流 唐王朝在經歷了唐太宗貞觀時期、武則天時期後,到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其政丅治軍事上的強大、經濟上的繁榮,也就達到了頂峰。在壹片欣欣向榮的背後,也隱藏著巨大的危機。安史之亂使唐王朝幾乎滅亡,從此走上下坡路。唐王朝的政丅治壹統,被藩鎮割據所取代,赫赫王權轉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專政的局面。這兩個惡疾附著在唐王朝身上,難以根除。總的說來,唐中期以後的皇帝多是庸人,雖然有個別皇帝曾在壹些朝臣的幫助下,試圖清除這兩個毒瘤,但終於由於根深蒂固,難以奏效。唐順宗時期的“永貞革新”就是壹次失敗的政丅治改革。 宦官是專制制度的伴生物,宦官被作為皇帝的家奴,服務於皇宮中。宦官作為壹個集團,其成份相當復雜,他們多數是來源於社會下層,由於肉體被殘害,所以心理上也常常是畸形的。眾多的宦官集中在宮內,很容易結成集團。唐朝前期,宦官數量不多,地位也很低,無權過問軍政大事。到唐玄宗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開元、天寶年間,宦官激增到3000人,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1000人。宦官高力士尤其被重用,玄宗還委派宦官任監軍,到藩國出使。安史之亂後,唐肅宗當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幫助,所以更加信任宦官,任用宦官李輔國掌握禁軍,朝廷所有制敕,須經他押署,才能實行。到唐德宗時期,他剛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將,便依靠宦官丅。德宗設護軍中尉2人,中護軍2人,全由宦官充任,統率左右神策軍、天威軍等禁軍。從此以後,宦官掌典禁軍成為定制。從唐代宗時開始,還以宦官2人充內樞密使,掌管機密,傳宣詔旨,權力很大。 宦官有了武力作後盾,地位更加鞏固,他們有權任免將相,地方上的節度使也多從禁軍中選任,宦官勢力日漸膨脹。 皇帝和朝臣都要受到宦官的支配,因而非常不滿。 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安史余部並沒有被完全消滅,唐代宗為了敢得暫時的安定,把仍有較大實力的安史部將任命為節度使,同時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朝對內地掌兵的刺史也給以節度使的稱號,到安史之亂平定以後,節度使數量已相當多。這些節度使都有壹定的軍事實力,大的占有十余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自己任命官員,掌握本地賦稅收入,父死子繼,或者由部將擁立,完全獨立於唐朝的政丅治體系之外。平時互相攻戰,強大時就向唐王室發難,威脅唐王朝的安全。 永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誦即位,這就是唐順宗。他在東宮20年,比較關心朝政,從旁觀者的角度對唐朝政丅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認識。唐順宗即位時已得了中風不語癥,但還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進行改革。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今浙江紹興)。王伾,杭州人,壹個是棋待詔,壹個是侍書待詔,原先都是順宗在東宮時的老師,他們常與順宗談論唐朝的弊政,深得順宗的信任。在順宗即位後,他們和彭城人劉禹錫、河東人柳宗元等人壹起,形成了以“二王劉柳”為核心的革新派勢力集團。他們維護統壹,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反對宦官專權。王叔文、王伾升為翰林學士,王叔文兼鹽鐵副使,推韋執誼為宰相,柳宗元為禮部員外郎,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同籌劃改革事誼。 他們圍繞打擊宦官勢力和藩鎮割據這壹中心,進行了壹系列改革,主要內容如下: 第壹,罷宮市、五坊使。唐德宗以來,宦官經常借為皇宮采辦物品為名,在街市上以買物為名,公開搶掠,稱為宮市。白居易《賣炭翁》詩就是對宮市的控訴。早在順宗做太子時,就想對德宗建議取消宮市,當時王叔文害怕德宗懷疑太子收買人心,而危及太子的地位,所以勸阻了順宗。永貞年間,宮市制度被取消。充任五坊(即雕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貢奉鳥雀為名,對百姓進行訛詐。五坊使也被取消。這二項弊政被取消,因而人心大悅。 第二,取消進奉。節度使通過進奉錢物,討好皇帝,有的每月進貢壹次,稱為月進,有的每日進奉壹次,稱為日進,後來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進奉。德宗時,每年收到的進奉錢多則50萬緡,少也不下30萬緡,貪官們以進奉為名,向人民搜刮財富,革新派上臺後,通過唐順宗下令,除規定的常貢外,不許別有進奉。 第三,打擊貪官。浙西觀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諸道轉運鹽鐵使,乘機貪汙,史書稱他“鹽鐵之利,積於私室”。王叔文當政後,罷去他的轉運鹽鐵使之職。京兆尹李實,是唐朝皇族,封為道王,專橫殘暴。貞元年間,關中大旱,他卻虛報為豐收,強迫農民照常納稅,逼得百姓拆毀房屋,變賣瓦木,買糧食納稅。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等罷去其京兆尹官職,貶為通州長史,百姓非常高興,市裏歡呼。 第四,打擊宦官勢力。裁減宮中閑雜人員,停發內侍郭忠政等19人俸錢,這些都是抑制宦官勢力的措施。革新派還計劃從宦官手中奪回禁軍兵權。這是革新措施的關鍵,也是關系革新派與宦官勢力生死存亡的步驟。革新派任用老將範希朝為京西神策諸軍節度使,用韓泰為神策行營行軍司馬。宦官發現王叔文在奪取他們的兵權,於是大怒說:“如果他的計劃實現,我們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時立刻通知神策軍諸軍不要把兵權交給範、韓二人,這個重要步驟未能實現。 第五,抑制藩鎮。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派劉辟到京都對王叔文進行威脅利誘,想完全領有劍南三川(劍南西川、東川及山南西道合稱三川),以擴大割據地盤。王叔文拒絕了韋臯的要求,並要斬劉辟,劉辟狼狽逃走。 此外,王叔文等還放出宮女300人、教坊女樂600百人還家,與家人團聚。 從這些改革措施看,革新派對當時的弊政的認識是相當清楚的,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革除了壹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擁護。但同時,革新的主要矛頭是對準當時最強大、最頑固的宦官勢力和藩鎮武裝的,所以革新派面對的阻力很大。 因為實力掌握在宦官和藩鎮手中,而革新派則是壹批文人,依靠的是重病在身的皇帝,而皇帝基本上又是在宦官們的控制之中,所以,在必要的時候,宦官們隨時都可以把改革派壹網打盡。 早在永貞元年三月,宦官俱文珍等人就壹手操辦,將順宗長子廣陵王李淳立為太子,更名為李純。 七月,俱文珍又偽造敕書,罷去了王叔文翰林學士之職,王伾竭力爭論,才允許王叔文三、五日到壹次翰林院。不久,王叔文母親去世,王叔文歸家守喪,王伾孤立無援。這時王伾請求宦官起用王叔文為相,統領北軍,繼而又請起用王叔文為威遠軍使、平章事,但都未得允許。革新派人士已感到人人自危。這壹天,王伾又兩次上疏,都沒有得到任何答復,知道大事已去。當天夜間,王伾得中風病,第二天回到自己的府第。 同時,韋臯上表請求由皇太子監國,又給皇太子上書請求驅逐王叔文等人,荊南節度使裴均、嚴綬等也相繼上表。於是,俱文珍等以順宗的名義下詔,由皇太子主持軍國政事。八月,宦官擁立李純即皇帝位,即唐憲宗,順宗退位稱太上皇。 到第二年,順宗也被宦官害死。 在憲宗即位後,革新派紛紛被貶斥,而像杜黃裳、袁滋、鄭絪等依附於宦官的官僚紛紛得到重用。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馬,第二年被賜死。王伾貶為開州(四川開縣)司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劉禹錫等6人都被貶為邊遠州的司馬。 因此,這次革新運動也叫“二王八司馬”的革新運動。 永貞革新運動被扼殺,唐朝政丅治更加黑暗,從此唐朝又創了壹個新的惡例,每個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當作私人,繼位的皇帝對前帝的私人,不論是非功過,壹概予以驅除。宦官擁立皇帝,朝官分成朋黨,本來就有相沿成習的趨勢,在唐憲宗以後,都開始表面化了。 唐憲宗_元和中興.再次的輝煌。 人們常常用諸如“漢唐雄風”、“治隆唐宋”之類的成語來形容唐朝的輝煌。的確,壹個擁有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王朝是非常令人佩服和向往的。然而,唐玄宗天寶末年,胡人安祿山發動的安史之亂,把整個唐朝從金壁輝煌的頂峰拉到了淒涼悲慘的地獄。從此以後,唐朝陷入了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之中,難道唐朝就再也不能回復到以前了嗎?公元805年,安史之亂43年後,唐憲宗李純在內憂外患中登上了皇帝寶座。 唐憲宗李純自幼就聰明機敏,有壹次,他的祖父唐德宗把他抱在膝上問道:“妳是誰的兒子,坐在我懷裏?”李純回答:“我是第三天子。”這讓德宗聽了感到非常驚奇。李純即位後,追思祖先的輝煌,很想有壹番作為,以圖中興唐室。 唐憲宗李純,漢族,原名李淳,被立為皇太子以後改名。他是唐順宗長子,大歷十三年(778)二月十四日出生在長安宮中。憲宗即位以後,經常閱讀歷朝實錄,每讀到貞觀、開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憲宗以祖上聖明之君為榜樣,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比較註重發揮群臣的作用,敢於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與宰相議事,都是很晚才退朝。憲宗在位15年間,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從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並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興氣象。長期以來,唐朝皇帝得到評價較高的有三人:唐太宗、唐玄宗、唐憲宗。憲宗沒有能夠像太宗和玄宗那樣開創壹個輝煌盛世,卻能夠和他們並駕齊驅、相提並論,這也正說明了他的不同尋常。 唐朝後期逐漸轉入衰退,主要原因是“內輕外重,尾大不掉”。追溯起來,還是由唐玄宗壹手造成的“安史之亂”留下的禍根。地方割據勢力同中央王朝進行了歷經肅、代、德、順宗等長期的反復的激烈較量,唐憲宗李純於曇花壹現的“永貞革新”之後,被革新的反對派即藩鎮首領和宦官們擁立登基。他並不是反對派們所想象的易於操縱蒙蔽的平庸之主,相反,他耳聞目睹祖宗江山治亂盛衰的歷史與現狀,決心再革內政,仍圖復興。象歷史上有作為的皇帝那樣,他虛心納諫,起用賢才,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整理財政,改善漕運,興修水利,總之是修明政治,勤政務實,整頓江淮財賦,以減輕百姓負擔。采納白居易等人建議,下詔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止南方掠賣奴婢。使這壹時期的社會經濟有所發展,國家財政狀況逐漸好轉,為削平藩鎮提供了壹定的物質保障。值得壹提的是,元和時期,憲宗起用了壹批賢能之人當宰相。如杜黃裳、李絳、裴度,為他運籌劃謀,總舉大綱;李槊、高崇文、李光顏等,為他南征北戰,平定各地藩鎮之亂;杜佑、白居易、韓愈等,善文能詩,為他草制詔敕;裴 王自,為人器局峻整,執法嚴肅,剛正不阿,由他推薦為相的韋貫之、李夷簡等人無不精明,人無異言;李吉甫,雖有奸相之名,但才學過人,頗有行政經驗。可謂名相濟濟壹堂,是有唐以來,繼貞觀、開元之後第三個君臣相得的時期。 經過朝政的革新和經濟秩序的整頓,元和時期的中央王朝具備了壹定的實力。於是,按照先易後難的步驟,開始了削平藩鎮的鬥爭。至平定淮西吳元濟的“蔡州大捷”,標誌著“元和中興”和全國暫歸統壹。 附:歷史上唐憲宗強制全民消費:家中存款不許超過5000貫 唐憲宗是個有為皇帝,年輕時遍覽群書,對於貞觀、開元盛世時期的故事仰慕非常。繼位之後,憲宗以先祖為榜樣,嘔心瀝血幹**,雖然沒有達到李世民、李隆基時代的輝煌,卻也把唐朝發展的曲線拉向了壹個新的高度。 唐武宗_會昌中興.力復祖業。 唐武宗繼位後,在政治上進行了壹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現是,以嚴刑峻法為中心,對貪汙、腐化等醜惡現象進行嚴懲,並且在會昌四年對冗官進行了裁減。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聽從李德裕之言壹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著“治亂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極其嚴峻,尤其對官吏貪贓枉法的懲治,更是從重從嚴,絕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貪汙納賄乃官僚隊伍腐丵敗現象中最為人們痛恨的行為。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自開成五年二月八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無罪輕重,鹹蠲除之。惟十惡、叛逆、故殺人、官典犯贓,不在此限。”[1]在這裏,將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不赦之罪”並列看待而將它排除在大赦範圍之外,實際就宣告了武宗即將對官吏的貪贓枉法進行整治。李德裕入相後,肅貪廉政建設就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展開了。會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武宗下詔:“朝廷典刑,理當劃壹,官吏坐贓,不宜有殊,內外文武官犯入已贓絹三十匹,盡處極法。”[2]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對官吏貪汙滿千錢的,即處以死刑。這樣以詔敕的形式,規定嚴懲貪汙的標準,不難看出武宗君相對廉政建設的決心。考諸史籍,會昌壹朝對官吏貪汙的懲治,始終沒有放松,而是壹貫嚴懲不貸,保持肅貪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加尊號後,又宣布大赦,但仍將“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罪行並列,不在赦宥之限。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對官吏犯贓依然不予寬宥,並說,“由是退惡進賢,化行令舉,刑奸贓之吏,破黷貨之家,此宗社降靈,助成時政”[3]。顯然是對會昌年間嚴懲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譽。 關於會昌時期的廉政建設,舉措可稱者尚有以下事,壹是會昌元年十壹月,禦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喪葬事,以為“逾越既甚,靡費滋多,臣忝職憲司,理當禁止”[5],官員大辦喪事,難免借機變相受賄行賄,墮敗政風,對此進行限制,無疑有助於政風的廉潔;二是禁止官吏經營質庫業,不準與民爭利,以改善政丵府機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會昌五年赦文雲:“古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人爭業,然後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聞朝列衣冠,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與人爭利。今日以後並禁斷。仍委禦史臺察訪聞奏。”[6]當然,官吏私營高利貸業,影響了政丵府的高利貸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斷禁的主要原因,但此舉至少在客觀上有廉潔官僚隊伍的作用。 唐代官俸不高,許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養家糊口,還有許多地方薪俸發放不及時,這樣就難免心生他念,轉而刻剝於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內輕外,多個願到外地為官,特別是不願到邊鄙之鄉或氣候等條件惡劣之地任職,結果造成了京師及壹些繁華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則缺官少吏。為解決這個問題,開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條流百官俸料,“諸道承乏官等。雖雲假攝,當責課程,但霑壹半料錢,不獲雜給料例,自此手力紙筆,特委中書門下條流,貴在酌中丵,***為均濟”[7]。李德裕入相後,這項工作就具體展開了。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河東、隴右、鄜坊、邠州等道比遠官,加給課料,河東等道,或興王舊邦,或陪近舊地,州縣之職,人合樂為。祗緣俸課寡薄,官同比遠。……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兼不及時,觀察使以其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遠。臣等商議,伏望今日以後,令戶部以實物仍及時支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8]保證官員的薪水及其按時發放,乃是穩定官吏隊伍至關重要的環節,特別是偏僻之地,這個問題解決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官員能否安心於本職工作。會昌時期嚴格薪俸發放的管理,就是試圖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來加強官僚隊伍的建設。又據史載,武宗君相面臨這樣壹個問題,“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如此。……息債之累,自古已然,無有甚於今日者”。如何解決呢?單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決的。既然貪汙的產生與俸祿的產生有密切的聯系,那麽就必須從他們的實情出發解決其實際的困難,如為解決官吏的京債問題,會昌時增加了他們的薪俸,同時國家借款給他們以償債,“月選官許借支養廉,較當日加給兩月俸料,體恤尤厚”[9],給官吏養廉銀以促使其奉公守法,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贓枉法問題,但壹定有其積極的作用,歷史上有許多王朝都曾采用過給養廉銀以杜絕貪汙這個辦法,也可以說明這壹點。 會昌年間的吏治建設,雖然沒能最終扼制李唐王朝漸近衰落的趨勢,但會昌朝局在整個中後期,還算相對景氣的壹個時期,其間所以能取得對回鶻戰爭的勝利,並平定了澤潞鎮,與此都不無關系。王士禛謂“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49],雖稍嫌溢美,但會昌朝政確有可取之處,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頓與建設方面,則斷然無疑。 最後的余輝-------大中之治 宣宗勤於政事,孜孜求治。他非常喜歡讀《貞觀政要》。他重新整頓吏治,並且限制皇親和宦官。他把死於甘露之變中的除鄭李之外的百官全部昭雪,也曾經想根除宦官,但鑒於甘露之變的前車之鑒,未能有所行動。宣宗勤儉治國、體貼百姓、減少賦稅,註重人才選拔,階級矛盾有所緩和,百姓日漸富裕,使十分腐敗的唐朝呈現出“中興”的小康局面,史稱大中之治。 歷史上評價說,宣宗在位期間曾經燒過三把火,壹把火使“權豪斂跡”,二把火使“奸臣畏法”,三把火使“閽寺詟氣”,並稱譽他為“明君”、“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