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唐玄宗之後有沒有英明的皇帝

唐順宗_永貞革新.短暫的中興夢。 曇花壹現的改革，終究付諸東流 唐王朝在經歷了唐太宗貞觀時期、武則天時期後，到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其政丅治軍事上的強大、經濟上的繁榮，也就達到了頂峰。在壹片欣欣向榮的背後，也隱藏著巨大的危機。安史之亂使唐王朝幾乎滅亡，從此走上下坡路。唐王朝的政丅治壹統，被藩鎮割據所取代，赫赫王權轉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專政的局面。這兩個惡疾附著在唐王朝身上，難以根除。總的說來，唐中期以後的皇帝多是庸人，雖然有個別皇帝曾在壹些朝臣的幫助下，試圖清除這兩個毒瘤，但終於由於根深蒂固，難以奏效。唐順宗時期的“永貞革新”就是壹次失敗的政丅治改革。 宦官是專制制度的伴生物，宦官被作為皇帝的家奴，服務於皇宮中。宦官作為壹個集團，其成份相當復雜，他們多數是來源於社會下層，由於肉體被殘害，所以心理上也常常是畸形的。眾多的宦官集中在宮內，很容易結成集團。唐朝前期，宦官數量不多，地位也很低，無權過問軍政大事。到唐玄宗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開元、天寶年間，宦官激增到3000人，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1000人。宦官高力士尤其被重用，玄宗還委派宦官任監軍，到藩國出使。安史之亂後，唐肅宗當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幫助，所以更加信任宦官，任用宦官李輔國掌握禁軍，朝廷所有制敕，須經他押署，才能實行。到唐德宗時期，他剛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將，便依靠宦官丅。德宗設護軍中尉2人，中護軍2人，全由宦官充任，統率左右神策軍、天威軍等禁軍。從此以後，宦官掌典禁軍成為定制。從唐代宗時開始，還以宦官2人充內樞密使，掌管機密，傳宣詔旨，權力很大。 宦官有了武力作後盾，地位更加鞏固，他們有權任免將相，地方上的節度使也多從禁軍中選任，宦官勢力日漸膨脹。 皇帝和朝臣都要受到宦官的支配，因而非常不滿。 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安史余部並沒有被完全消滅，唐代宗為了敢得暫時的安定，把仍有較大實力的安史部將任命為節度使，同時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朝對內地掌兵的刺史也給以節度使的稱號，到安史之亂平定以後，節度使數量已相當多。這些節度使都有壹定的軍事實力，大的占有十余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自己任命官員，掌握本地賦稅收入，父死子繼，或者由部將擁立，完全獨立於唐朝的政丅治體系之外。平時互相攻戰，強大時就向唐王室發難，威脅唐王朝的安全。 永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誦即位，這就是唐順宗。他在東宮20年，比較關心朝政，從旁觀者的角度對唐朝政丅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認識。唐順宗即位時已得了中風不語癥，但還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進行改革。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今浙江紹興）。王伾，杭州人，壹個是棋待詔，壹個是侍書待詔，原先都是順宗在東宮時的老師，他們常與順宗談論唐朝的弊政，深得順宗的信任。在順宗即位後，他們和彭城人劉禹錫、河東人柳宗元等人壹起，形成了以“二王劉柳”為核心的革新派勢力集團。他們維護統壹，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反對宦官專權。王叔文、王伾升為翰林學士，王叔文兼鹽鐵副使，推韋執誼為宰相，柳宗元為禮部員外郎，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同籌劃改革事誼。 他們圍繞打擊宦官勢力和藩鎮割據這壹中心，進行了壹系列改革，主要內容如下： 第壹，罷宮市、五坊使。唐德宗以來，宦官經常借為皇宮采辦物品為名，在街市上以買物為名，公開搶掠，稱為宮市。白居易《賣炭翁》詩就是對宮市的控訴。早在順宗做太子時，就想對德宗建議取消宮市，當時王叔文害怕德宗懷疑太子收買人心，而危及太子的地位，所以勸阻了順宗。永貞年間，宮市制度被取消。充任五坊（即雕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貢奉鳥雀為名，對百姓進行訛詐。五坊使也被取消。這二項弊政被取消，因而人心大悅。 第二，取消進奉。節度使通過進奉錢物，討好皇帝，有的每月進貢壹次，稱為月進，有的每日進奉壹次，稱為日進，後來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進奉。德宗時，每年收到的進奉錢多則50萬緡，少也不下30萬緡，貪官們以進奉為名，向人民搜刮財富，革新派上臺後，通過唐順宗下令，除規定的常貢外，不許別有進奉。 第三，打擊貪官。浙西觀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諸道轉運鹽鐵使，乘機貪汙，史書稱他“鹽鐵之利，積於私室”。王叔文當政後，罷去他的轉運鹽鐵使之職。京兆尹李實，是唐朝皇族，封為道王，專橫殘暴。貞元年間，關中大旱，他卻虛報為豐收，強迫農民照常納稅，逼得百姓拆毀房屋，變賣瓦木，買糧食納稅。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等罷去其京兆尹官職，貶為通州長史，百姓非常高興，市裏歡呼。 第四，打擊宦官勢力。裁減宮中閑雜人員，停發內侍郭忠政等19人俸錢，這些都是抑制宦官勢力的措施。革新派還計劃從宦官手中奪回禁軍兵權。這是革新措施的關鍵，也是關系革新派與宦官勢力生死存亡的步驟。革新派任用老將範希朝為京西神策諸軍節度使，用韓泰為神策行營行軍司馬。宦官發現王叔文在奪取他們的兵權，於是大怒說：“如果他的計劃實現，我們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時立刻通知神策軍諸軍不要把兵權交給範、韓二人，這個重要步驟未能實現。 第五，抑制藩鎮。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派劉辟到京都對王叔文進行威脅利誘，想完全領有劍南三川（劍南西川、東川及山南西道合稱三川），以擴大割據地盤。王叔文拒絕了韋臯的要求，並要斬劉辟，劉辟狼狽逃走。 此外，王叔文等還放出宮女300人、教坊女樂600百人還家，與家人團聚。 從這些改革措施看，革新派對當時的弊政的認識是相當清楚的，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革除了壹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擁護。但同時，革新的主要矛頭是對準當時最強大、最頑固的宦官勢力和藩鎮武裝的，所以革新派面對的阻力很大。 因為實力掌握在宦官和藩鎮手中，而革新派則是壹批文人，依靠的是重病在身的皇帝，而皇帝基本上又是在宦官們的控制之中，所以，在必要的時候，宦官們隨時都可以把改革派壹網打盡。 早在永貞元年三月，宦官俱文珍等人就壹手操辦，將順宗長子廣陵王李淳立為太子，更名為李純。 七月，俱文珍又偽造敕書，罷去了王叔文翰林學士之職，王伾竭力爭論，才允許王叔文三、五日到壹次翰林院。不久，王叔文母親去世，王叔文歸家守喪，王伾孤立無援。這時王伾請求宦官起用王叔文為相，統領北軍，繼而又請起用王叔文為威遠軍使、平章事，但都未得允許。革新派人士已感到人人自危。這壹天，王伾又兩次上疏，都沒有得到任何答復，知道大事已去。當天夜間，王伾得中風病，第二天回到自己的府第。 同時，韋臯上表請求由皇太子監國，又給皇太子上書請求驅逐王叔文等人，荊南節度使裴均、嚴綬等也相繼上表。於是，俱文珍等以順宗的名義下詔，由皇太子主持軍國政事。八月，宦官擁立李純即皇帝位，即唐憲宗，順宗退位稱太上皇。 到第二年，順宗也被宦官害死。 在憲宗即位後，革新派紛紛被貶斥，而像杜黃裳、袁滋、鄭絪等依附於宦官的官僚紛紛得到重用。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馬，第二年被賜死。王伾貶為開州（四川開縣）司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劉禹錫等6人都被貶為邊遠州的司馬。 因此，這次革新運動也叫“二王八司馬”的革新運動。 永貞革新運動被扼殺，唐朝政丅治更加黑暗，從此唐朝又創了壹個新的惡例，每個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當作私人，繼位的皇帝對前帝的私人，不論是非功過，壹概予以驅除。宦官擁立皇帝，朝官分成朋黨，本來就有相沿成習的趨勢，在唐憲宗以後，都開始表面化了。 唐憲宗_元和中興.再次的輝煌。 人們常常用諸如“漢唐雄風”、“治隆唐宋”之類的成語來形容唐朝的輝煌。的確，壹個擁有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王朝是非常令人佩服和向往的。然而，唐玄宗天寶末年，胡人安祿山發動的安史之亂，把整個唐朝從金壁輝煌的頂峰拉到了淒涼悲慘的地獄。從此以後，唐朝陷入了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之中，難道唐朝就再也不能回復到以前了嗎？公元805年，安史之亂43年後，唐憲宗李純在內憂外患中登上了皇帝寶座。 唐憲宗李純自幼就聰明機敏，有壹次，他的祖父唐德宗把他抱在膝上問道：“妳是誰的兒子，坐在我懷裏？”李純回答：“我是第三天子。”這讓德宗聽了感到非常驚奇。李純即位後，追思祖先的輝煌，很想有壹番作為，以圖中興唐室。 唐憲宗李純，漢族，原名李淳，被立為皇太子以後改名。他是唐順宗長子，大歷十三年（778）二月十四日出生在長安宮中。憲宗即位以後，經常閱讀歷朝實錄，每讀到貞觀、開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憲宗以祖上聖明之君為榜樣，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比較註重發揮群臣的作用，敢於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與宰相議事，都是很晚才退朝。憲宗在位15年間，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從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並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興氣象。長期以來，唐朝皇帝得到評價較高的有三人：唐太宗、唐玄宗、唐憲宗。憲宗沒有能夠像太宗和玄宗那樣開創壹個輝煌盛世，卻能夠和他們並駕齊驅、相提並論，這也正說明了他的不同尋常。 唐朝後期逐漸轉入衰退，主要原因是“內輕外重，尾大不掉”。追溯起來，還是由唐玄宗壹手造成的“安史之亂”留下的禍根。地方割據勢力同中央王朝進行了歷經肅、代、德、順宗等長期的反復的激烈較量，唐憲宗李純於曇花壹現的“永貞革新”之後，被革新的反對派即藩鎮首領和宦官們擁立登基。他並不是反對派們所想象的易於操縱蒙蔽的平庸之主，相反，他耳聞目睹祖宗江山治亂盛衰的歷史與現狀，決心再革內政，仍圖復興。象歷史上有作為的皇帝那樣，他虛心納諫，起用賢才，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整理財政，改善漕運，興修水利，總之是修明政治，勤政務實，整頓江淮財賦，以減輕百姓負擔。采納白居易等人建議，下詔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止南方掠賣奴婢。使這壹時期的社會經濟有所發展，國家財政狀況逐漸好轉，為削平藩鎮提供了壹定的物質保障。值得壹提的是，元和時期，憲宗起用了壹批賢能之人當宰相。如杜黃裳、李絳、裴度，為他運籌劃謀，總舉大綱；李槊、高崇文、李光顏等，為他南征北戰，平定各地藩鎮之亂；杜佑、白居易、韓愈等，善文能詩，為他草制詔敕；裴 王自，為人器局峻整，執法嚴肅，剛正不阿，由他推薦為相的韋貫之、李夷簡等人無不精明，人無異言；李吉甫，雖有奸相之名，但才學過人，頗有行政經驗。可謂名相濟濟壹堂，是有唐以來，繼貞觀、開元之後第三個君臣相得的時期。 經過朝政的革新和經濟秩序的整頓，元和時期的中央王朝具備了壹定的實力。於是，按照先易後難的步驟，開始了削平藩鎮的鬥爭。至平定淮西吳元濟的“蔡州大捷”，標誌著“元和中興”和全國暫歸統壹。 附：歷史上唐憲宗強制全民消費:家中存款不許超過5000貫 唐憲宗是個有為皇帝，年輕時遍覽群書，對於貞觀、開元盛世時期的故事仰慕非常。繼位之後，憲宗以先祖為榜樣，嘔心瀝血幹**，雖然沒有達到李世民、李隆基時代的輝煌，卻也把唐朝發展的曲線拉向了壹個新的高度。 唐武宗_會昌中興.力復祖業。 唐武宗繼位後，在政治上進行了壹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現是，以嚴刑峻法為中心，對貪汙、腐化等醜惡現象進行嚴懲，並且在會昌四年對冗官進行了裁減。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聽從李德裕之言壹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著“治亂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極其嚴峻，尤其對官吏貪贓枉法的懲治，更是從重從嚴，絕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貪汙納賄乃官僚隊伍腐丵敗現象中最為人們痛恨的行為。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自開成五年二月八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無罪輕重，鹹蠲除之。惟十惡、叛逆、故殺人、官典犯贓，不在此限。”[1]在這裏，將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不赦之罪”並列看待而將它排除在大赦範圍之外，實際就宣告了武宗即將對官吏的貪贓枉法進行整治。李德裕入相後，肅貪廉政建設就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展開了。會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武宗下詔：“朝廷典刑，理當劃壹，官吏坐贓，不宜有殊，內外文武官犯入已贓絹三十匹，盡處極法。”[2]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對官吏貪汙滿千錢的，即處以死刑。這樣以詔敕的形式，規定嚴懲貪汙的標準，不難看出武宗君相對廉政建設的決心。考諸史籍，會昌壹朝對官吏貪汙的懲治，始終沒有放松，而是壹貫嚴懲不貸，保持肅貪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加尊號後，又宣布大赦，但仍將“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罪行並列，不在赦宥之限。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對官吏犯贓依然不予寬宥，並說，“由是退惡進賢，化行令舉，刑奸贓之吏，破黷貨之家，此宗社降靈，助成時政”[3]。顯然是對會昌年間嚴懲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譽。 關於會昌時期的廉政建設，舉措可稱者尚有以下事，壹是會昌元年十壹月，禦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喪葬事，以為“逾越既甚，靡費滋多，臣忝職憲司，理當禁止”[5]，官員大辦喪事，難免借機變相受賄行賄，墮敗政風，對此進行限制，無疑有助於政風的廉潔；二是禁止官吏經營質庫業，不準與民爭利，以改善政丵府機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會昌五年赦文雲：“古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人爭業，然後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聞朝列衣冠，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與人爭利。今日以後並禁斷。仍委禦史臺察訪聞奏。”[6]當然，官吏私營高利貸業，影響了政丵府的高利貸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斷禁的主要原因，但此舉至少在客觀上有廉潔官僚隊伍的作用。 唐代官俸不高，許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養家糊口，還有許多地方薪俸發放不及時，這樣就難免心生他念，轉而刻剝於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內輕外，多個願到外地為官，特別是不願到邊鄙之鄉或氣候等條件惡劣之地任職，結果造成了京師及壹些繁華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則缺官少吏。為解決這個問題，開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條流百官俸料，“諸道承乏官等。雖雲假攝，當責課程，但霑壹半料錢，不獲雜給料例，自此手力紙筆，特委中書門下條流，貴在酌中丵，***為均濟”[7]。李德裕入相後，這項工作就具體展開了。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河東、隴右、鄜坊、邠州等道比遠官，加給課料，河東等道，或興王舊邦，或陪近舊地，州縣之職，人合樂為。祗緣俸課寡薄，官同比遠。……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兼不及時，觀察使以其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遠。臣等商議，伏望今日以後，令戶部以實物仍及時支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8]保證官員的薪水及其按時發放，乃是穩定官吏隊伍至關重要的環節，特別是偏僻之地，這個問題解決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官員能否安心於本職工作。會昌時期嚴格薪俸發放的管理，就是試圖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來加強官僚隊伍的建設。又據史載，武宗君相面臨這樣壹個問題，“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如此。……息債之累，自古已然，無有甚於今日者”。如何解決呢？單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決的。既然貪汙的產生與俸祿的產生有密切的聯系，那麽就必須從他們的實情出發解決其實際的困難，如為解決官吏的京債問題，會昌時增加了他們的薪俸，同時國家借款給他們以償債，“月選官許借支養廉，較當日加給兩月俸料，體恤尤厚”[9]，給官吏養廉銀以促使其奉公守法，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贓枉法問題，但壹定有其積極的作用，歷史上有許多王朝都曾采用過給養廉銀以杜絕貪汙這個辦法，也可以說明這壹點。 會昌年間的吏治建設，雖然沒能最終扼制李唐王朝漸近衰落的趨勢，但會昌朝局在整個中後期，還算相對景氣的壹個時期，其間所以能取得對回鶻戰爭的勝利，並平定了澤潞鎮，與此都不無關系。王士禛謂“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49]，雖稍嫌溢美，但會昌朝政確有可取之處，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頓與建設方面，則斷然無疑。 最後的余輝-------大中之治 宣宗勤於政事，孜孜求治。他非常喜歡讀《貞觀政要》。他重新整頓吏治，並且限制皇親和宦官。他把死於甘露之變中的除鄭李之外的百官全部昭雪，也曾經想根除宦官，但鑒於甘露之變的前車之鑒，未能有所行動。宣宗勤儉治國、體貼百姓、減少賦稅，註重人才選拔，階級矛盾有所緩和，百姓日漸富裕，使十分腐敗的唐朝呈現出“中興”的小康局面，史稱大中之治。 歷史上評價說，宣宗在位期間曾經燒過三把火，壹把火使“權豪斂跡”，二把火使“奸臣畏法”，三把火使“閽寺詟氣”，並稱譽他為“明君”、“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