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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壹）。這次校點的《蘭臯明詞匯選》，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後首次校點印行。《明詞綜》初印後，本世紀曾有《四部備要》和《明詞匯刊》兩種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點出版，既經校勘，又輯錄有前人補選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
在對唐宋詞人、詩人生平事跡的考證方面，也取得了壹些成績。《張元幹年譜》和《兩宋詞人年譜》兩本專著和《王以寧生平事跡考辨》（《中國文學研究》1988.1）等，對前人壹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譜主和王以寧的生平事跡都作了詳盡的考證。蘇州大學楊海明教授認為《兩宋詞人年譜》“考辨精審”，“確是近年來難得見到的壹部年譜力作”（臺北《中國書目季刊》1995.6）。《宋南渡六詩人生卒年考辨》（《古籍整理研究》第六輯）和《江西派詩人謝逸、謝 韓駒生卒年考實》（《文獻》1993.4）等論文，考定了洪炎、鄧肅、謝逸兄弟、韓駒等比較著名的詩人的生卒年，也解決了壹些前人沒有解決或疑而未決的問題。
對於詞話資料的考訂，我也作了壹點努力。在查閱編纂《全唐五代詞》所需資料的過程中，常常見到古今學者引用《樂府紀聞》壹書，卻從未有人註明其版本來源和依據，引起了我的懷疑。於是寫成長文《〈樂府紀聞〉考》（《文獻》1996.4-1997.1連載），在壹壹考察清人詞話所引《樂府紀聞》的五十多則史料的來源出處後，終於弄清了這部佚書的性質和成書年代。
壹個人的見聞畢竟有限，不可能讀盡天下書。雖然在考據中我力圖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時也不免浮躁，將材料依據不足的看法急於寫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學遺產》第2期上發表了壹篇短文《據〈金石錄〉考證楊炯的卒年》，依據宋趙明誠《金石錄》中的壹則史料對初唐楊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論，但屬於孤證。同年湘潭大學陶敏教授在《文學遺產》上發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證不能成立，而且據新史料訂正了拙文的看法。我壹方面去函對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謝，另壹方面也自我反思，從中吸取教訓，以期在今後的學術研究中更紮實和嚴謹。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學術爭論和不同的學術見解有助於學術的發展和進步。不能因為別人對自己的觀點提出批評或商榷，而視為對自己的輕蔑。這也是先師圭璋先生生前倡導、要求的學風和門風。
在文學史研究中，考據是壹種歷史判斷，主要在於求真和證偽；理論批評則是價值判斷和審美判斷。就壹個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長於此而短於彼。然而就文學研究的系統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廢。文學發展過程的基本事實不弄清楚，就無從進行理論批評和分析；如果文學史研究，僅僅停留於弄清文學史實，而缺乏理論批評和價值判斷，那麽文學史的價值和意義也就無從談起。我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是力圖將這二者有機結合，考據與批評並重，傳統的研究方法與當代新的批評方法兼融，在“還原”文學發展史的真實過程的基礎上進行闡釋和批評。
在理論批評方面，無論是對個體詞人的研究，還是對詞人群體的觀照，我都著眼於詞史的流變，或者說是從詞體詞藝詞境遞嬗變化的角度來探討詞人詞作，並力圖建構出詞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創作主體的層面上，我比較註重詞人群體的研究；在詞作本體的層面上，我提出了“範式批評”的設想（見拙文《走向規範與科學漫談“範式批評”》，載《古典文學知識》1994.1），力圖將傳統的文學批評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轉向規範化、科學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闡釋。《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就是這種思路的具體實踐。而這種努力和嘗試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同。《東方叢刊》1993年第3-4期曾載文，評論該著是“沖破了前人對兩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劃分歷史階段的作法，創立了‘代群分期法’，將兩宋詞作家分為六代詞人群體，相應地也把三百余年間詞史劃定為六個階段。這種闡釋，更切近宋詞發展的實際，真正把握了宋代詞學的血脈和整體。同時，作者從詞學研究的新構想出發，從‘抒情範式’的角度，總結出唐宋詞中的三種抒情範式：‘花間範式’、‘東坡範式’、‘清真範式’。並認為唐宋詞的發展歷程，實際上表現為這三種範式更叠演進的過程。”（第13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揚忠研究員也認為，這“對改變詞史研究中簡單地進行作家作品論列的習慣做法，對於突破以‘豪放’、‘婉約’兩分法來硬套宋詞的發展史的傳統格局，而建立壹種詞史研究新框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建構詞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嘗試》，《北方論叢》1993.6）。
對於詞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個時期的詞人詞作放在同壹層面、同壹鏈索上來考察，看每位詞人究竟有哪些開拓性和獨創性，以明確而清晰地描述出詞史的發展歷程，“範式批評”是出於這種構想，《唐宋詞的審美層次及其嬗變》（《文學遺產》1994.1）與《英雄的詞世界稼軒詞的審美特質及其新變》（《河北大學學報》1993.4）等系列論文，也是基於同樣的目的，不過是想變換角度，從詞的審美內涵的三大層次人物層、情感層和場景層進壹步揭示出唐宋詞史發展變化的軌跡。
在治學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維方式過早地形成壹種框框，陷入壹種模式，而試圖不斷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擴大研究的視野，變換切入的視角，不斷發現和解決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見解。最近我嘗試將計量文獻學、計量歷史學和定量社會學的計量分析方法運用於詞學研究，並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劉尊時博士合撰的《歷史的選擇宋代詞人歷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學遺產》1995.4）首次對宋代詞人的歷史地位和影響進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學界同行們的關註和興趣。目前我繼續和劉尊明博士合作，運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對中國古代詩歌史進行深入的研究。
從攻博到現在，已整整十年。雖然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專著，主編了幾本書，發表了八十余篇論文，但與學界同輩的同行們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來的學術道路更漫長，還需要不斷地開拓和進取。
對自己的求學之路作了壹番簡略的回顧之後，想起明初宋濂在《送東陽馬生序》的結尾說的壹段話：“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誌也；詆我誇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之誌哉！”這段話於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豈可與大文豪宋濂相提並論？只因寫此文之“誌”與宋先生有些相通之處，故聯想而及之！
解其得失與成敗，對於今日中國學界來說，不無禆益；而對於剛剛入門的研究生來說，更是必不可少。具體說來，我以為有如下幾方面的好處。
第壹，學會用懷疑的眼光來審視以往的種種“定論”。借用魯迅《狂人日記》中的追問：“從來如此，就對麽？”但是，這種“懷疑”與“挑戰”，不應該局限於枝節，更不是胡攪蠻纏，而必須是“知根知底”的叩問。文學史研究，就像所有的學科壹樣，存在著某種慣性，依照已有的思路，只能停留在枝節問題的不斷修正上。而那些根本性的問題，或者稱之為“真問題”，又很可能被目前學術界新聞化、隨筆化的著述所掩蓋。我並不反對學者寫隨筆，我自己也壹直在寫。我的意思是說，做學問就不行，必須直面難題--因為那很可能正是成敗關鍵所在，必須紮死寨，打硬仗。能否發現“真問題”，既能取決於歷史機遇、個人才情，也與學術史視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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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反思“文學史”，或者說談論學術史上的“文學史”，其目的是通過觸摸歷史來面向未來。既然是面向未來，擇善而從、直接引進不就得了，何必如此啰嗦？通過與過去對話來獲得經驗與方向感，比起直截了當的“拿來”，確實是慢了些。為何寧願下此笨功夫，正是有感於百年中國學界的過於急功近利。流行思路是，走出國門，尋找“最新潮”的理論與方法，套用在自家的研究中。表面上看，走得很快，早就“與國際接軌”了，但實際上壹直跟在別人後面。永遠的“拿來”，不是好辦法，“中國經驗”不應該只是研究中的“原材料”。並非主張漠視國外的研究成果而是批評時下流行的西方理論“嫁接”本土經驗的研究思路。說得不好聽，這是偷懶，目的是“多快好省”，壹步搶到最前沿。通過觸摸歷史來獲得問題意識和方向感，沒提供任何可以“活學活用”的理論與方法，只能說有長期效應，但無法馬上“上壹個臺階”，屬於“滋補”而非“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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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談談學術史研究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俗話說，“是藥三分毒”，九十年代以來逐漸成形的學術史研究思潮，自然也不例外。我想提醒諸位，修這門課，大概可以養成較好的眼光與較高的品位，卻無法因此獲得神力。最常見的狀態是：誌大才疏，眼高手低。這還不是大問題，就像老話所說的，“師傅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以後自家努力就是了。最怕的是“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後，造就壹種居高臨下的姿態，隨意指點江山，如入無人之境。把讀書做學問看得太容易，把前輩和同行設想得太愚蠢，這種心態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張專門從事學術史研究，而是希望諸位術業有專攻，而後才將學術史作為研究課題或自我訓練的途徑。這樣的話，多壹分通達，多壹分體貼，也多壹分悲憫--無論做人還是做學問，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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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析本文正反對比、利害並舉的論證方法：重於正面評說，略於反面推論，點到即止，壹正壹反，對比強烈，是非清楚。如第壹段列舉四代君主任用客卿富田強兵的事實。然後用“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田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十分醒目，發人深思。(簡)
賈誼：《過秦論》1．《論積貯疏》《陳政事疏》均上奏漢文帝。
2．《過秦論》屬史論體。結句擬括全文中心論點：“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3．《過秦論》中“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的“山東”指崤山以東。作品描寫陳涉起義“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等，文采飛動，極有感染力。
4．《過秦論》“當是時，商君佐之”，商鞅輔佐的是秦孝公。
5．《過秦論》中“過”的意思是：指責過失(即指出過失)。
6．《過秦論》的題目含義及作者寫作意圖：(1)題目意為論說秦朝的過失。(2)是為了總結秦王朝興衰勝敗的歷史教訓來作為漢王朝的前車之鑒，告誡當時的統治者記取歷史教訓，免蹈秦王朝滅亡的覆轍。(簡)
7．《過秦論》的結論是什麽，作者如何提出這壹結論的：(1)結論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2)用層層對比的手法敘述歷史事實，秦的發展，登峰造極而迅速覆亡。(簡或選)
8．分析《過秦論》所用的對比手法及時突出主旨的作用：(1)秦統壹之前秦與六國諸侯比；秦統壹後登峰造極與壹介戍卒陳涉起義比；陳涉力量與六國諸侯比；秦統壹前與統壹後聲威、力量比。(2)凡此，均更加深刻地說明秦國滅亡主要在於自身不施仁義，發人深省，使文章更具說服力。(論述)
9．《過秦論》以主要篇幅歷述秦之強盛，最後卻轉入寫秦亡而得出結論，這樣寫的好處是：欲揚先抑，對比強烈，結論自然，令人信服。
10．語言特色：文中多用鋪敘排比的句式，如“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並吞八荒之心”“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這種氣勢和句式，都使人讀起來感覺大氣磅礴，文采飛揚，非常酣暢。(簡或選)
晁錯：《論貴粟疏》1．這是晁錯上給文帝的奏疏，選自《漢書·食貨誌》。主要論說以糧食為貴的道理：“饑寒至身，不顧廉恥”，要重視農業生產。
2．《論貴粟疏》從正反兩面論說了重農貴粟對於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並提出了當時可行的具體措施。明君要“貴五谷而賤金玉”，國家要“損有余補不足”。
司馬遷：1．《史記》是我國第壹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時3000多年的歷史。
《史記》中用於記述帝王事跡的是“本紀”。
2．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是《史記》，是我國第壹部傳紀文學，代表漢代文學的最高水平。
《報任少卿書》1．本篇是書信。任少卿，作者的朋友，名安。任安受牽被腰斬，曾寫信向司馬遷求援，司馬遷作此書回報。信中，作者自述了遭受宮刑的前因後果以及為著作《史記》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茍且偷生的痛苦心情。這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提出了“發憤著書”說，“人固有壹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的論點。
2．提出“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而成為“發憤著書”理論的是司馬遷。(見《報任少卿書》)
3．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的創作目的在於成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的偉大事業。
4．書中與“身殘處穢”同義的句子是：“大質已虧缺矣”。
《項羽本紀》1. 這是《史記》人物傳中最具文學色彩的篇章之壹，作品對項羽的坑秦卒、燒秦宮、屠鹹陽、烹說者只輕輕帶過，主要歌頌其作戰的勇猛，同情其不幸結局。
2．項羽說：“劍，壹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意思是學了兵法，可以抵擋萬人。
3．秦始皇出巡，項羽見之曰：“彼可取而代之”；劉邦見之曰：“嗟夫，大丈夫當如此也。”分析兩人的不同性格：(1)項羽與秦有仇，出身貴族，有大誌，鋒芒畢露；(2)劉邦出身平民，艷羨心理，有大誌，性格略委婉。
4．《項羽本紀》(節)中的主要情節：項羽小時學書學劍故事；鉅鹿之戰(破秦救趙的壹次戰鬥，斬殺宋義、擊破秦軍、威震諸侯)；鴻門宴(項羽入關後與劉邦的壹次交鋒，由項羽入關受阻、項伯報信、鴻門晏飲，劉邦脫身構成)；垓下之圍(敘寫項羽最後結局，由別姬、東城決戰、自刎烏江等情節構成)。
5．《項羽本紀》中的成語：披堅執銳、破釜沈舟、從壁上觀、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勞苦功高、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沐猴而冠、四面楚歌、霸王別姬、羞見江東父老。
6．以“鴻門宴”為例，分析劉、項兩方壹些主要人物的個性：範增深謀遠慮，對劉邦極為警惕，能審時度勢；劉邦工於心計，能言善辯；樊噲忠心耿耿，率直豪爽；張良有情有義，胸有成竹。(簡)
7．“鴻門宴”上，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常以身翼蔽沛公”者為項伯。
《魏公子列傳》本文選自《史記》。魏公子即信陵君，姓魏名無忌，戰國時代著名的四公子之壹。表現了他竊符救趙的壯舉。為信陵君竊符救趙的獻計並自刎的人是侯生，即侯贏。
班固：1．《漢書》是我國最早的紀傳體斷代史，經多人之手成書。班固死前只寫出《漢書》的大部分篇章，其妹班昭在馬續協助下補作，終於完成了這部歷史名著。
《蘇武傳》1．《蘇武傳》選自《漢書·李廣蘇建傳》，蘇武父名蘇建，因軍功封侯，蘇武的傳記附在他的傳後。作品略寫蘇武出使匈奴、歸漢等，而對衛律逼降、李陵勸降以及蘇武臥雪牧羊剮重點詳寫。
2．《蘇武傳》是《漢書》中寫得極為生動、富有文學性的壹篇，也是充滿愛國精神的佳作。
3．《蘇武傳》中以人情感化勸降的是李陵，用威脅利誘、軟硬兼施手段逼降的是衛律。
4．《蘇武傳》中“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北海”指今貝加爾湖。
5．比較衛律和李陵兩個降將的思想感情的差異：衛律死心塌地投敵，滿足壹時的富貴榮華，壹幅叛臣嘴臉；李陵計較個人恩怨，置民族大義於腦後，但內心尚有愧，面對蘇武，痛苦而泣。(簡)
6．以蘇武回答李陵的勸降分析蘇武的思想境界，即蘇武形象：滿腔愛國之情，堅持民族氣節，不以個人恩怨為轉移，絕不貪圖功名利祿。(簡)
7．分析文章善於以富有特征性的細節刻畫人物性格的特點：壹般情況只作簡要交待，以寥寥數語壹筆帶過，而對衛律的逼降和李陵的勸降以及臥雪牧羊等，則作為重點加以詳寫，通過人物的語言行動和富有特征的細節來刻畫，使蘇武的形象鮮明突出，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簡)
8．典故“鴻燕傳書”出自《蘇武傳》。常惠叫漢朝使者對單於說：“皇上在上林苑射獵，射中壹只雁，雁足上系著用綢子寫的信，上面說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