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城堡階段，大致是指從原始社會末期軍事部落聯盟間發生戰爭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現時野蠻人掠奪性戰爭的產物，又是原始人類長期同自然界鬥爭的結果之壹。
這種鄉村式的城堡，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多稱作“城”或“城邑”等。關於“城”的概念，《說文解字》載：“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註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釋名》也說：“城，盛也。盛受國都也。”晉崔豹更是明確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這些雖然是從城的作用來解釋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壹種特殊的防禦設施。它的產生，其最初的動機完全是為了防禦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說：“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說，這種概括性的解釋是相當恰當的、符合史實的。
既然當時城的主要功能體現在防禦方面，因此，它必須首先具備防禦的設施――城墻。這在古代科學技術不甚發達的條件下，難以逾越的城墻，自然就成為城的最主要的標誌。在人們看來，只要有了城墻，城才有了防禦的屏障，其防禦功能才能得到體現。當城中居民遭遇人為或自然災害時，才能充當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學家郭沫若認為：“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之間，有壹個過渡時期。在我國歷史上，這個時期可以溯源到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經堯、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續了數百年之久。”〔11〕從我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這壹時期正是部落聯盟階段。這時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產生了鄉村固定居民點，而且產品的剩余、增多等導致了各部落聯盟間相互發生戰爭，如黃帝和蚩尤、黃帝與炎帝之戰。在戰爭中為了防禦敵人，保存自己，同時為了抵抗、預防自然界中野獸與洪水等的侵害，人們開始在較為集中的居民點，即駐地周圍築起簡陋的夯土墻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圍挖出壹定寬度和深度的壕溝，同時用溝裏返到地面的土築成壹道堅固的土墻。另外，也有些較大的居民點或部落聯盟中心在其周圍修築出質量更好，形式更復雜的城墻。至此，最原始的鄉村式城堡就開始出現了。
這種城堡的產生，可以從我國古代大量歷史傳說和文獻記載中得到印證。《軒轅本紀》載：“黃帝築城邑，造五城。”《黃帝內傳》曰：“帝既殺蚩尤，因之築城。”除“黃帝築城說”以外，還有“夏鯀造城說”。據載：“堯聽四嶽言，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2〕《呂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鯀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的記載。《管子》也說：“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門宮閭室之築。”這種城，顯然是指簡陋的城堡建築。因為除了其有關城墻的記載外，其他資料所反映的多與以農耕為主而定居的鄉村毫無二致。
不僅如此，中國歷史上這種鄉村式城堡階段的存在還可以從已取得的考古發掘的材料得到證實。龍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等遺址中就發現有夯土城墻、城堡等距今約4200年左右的遺跡。
早在30年代初，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山東章丘發掘龍山文化遺址時，就在城子崖發現壹個圍繞遺址南北長約450米，東西寬約390米的長方形城墻，住房多在城內。該城墻是以夯土築成的，距今約4250年左右〔13〕。1977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縣告成鎮西王城崗上也發現了壹座城堡遺址。其中上、下夯土墻內有龍山文化晚、中期遺物，根據碳14測定，其絕對年代應該在距今4340―3870年之間，“可能相當於夏王朝”。故有人據此認為，“原始社會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時間應早於夏代，可能屬於原始社會晚期”〔14〕。1980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陽縣城東南發現了又壹個古城址，即平糧臺古城址。“城址高於地面二至五米，面積約百畝”〔15〕。其城墻近正方形，城內長寬皆為185米，西南城墻角略呈弧形。在城址中發現城墻有南北城門和排水陶管等遺跡。據碳14測定，其年代當距今4010年左右，樹輪校正年代為4515年左右〔16〕。
從上述各個城址的遺跡可知，它們既與壹般的村落有某些區別，但由於當時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因此，其生產與生活狀況又與鄉村無明顯的差異。城裏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協調的，並未因城墻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論是據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料證實，當時圍有城墻的城內範圍，大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並不同於歐洲中古時期那種狹小的城堡，故城內不僅有相對集中的居民區，還有壹些由城裏人耕種的農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為了在特定情況下，以備較長期防禦、守城的物資需要。或許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後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農田、菜地等分布在圍有城墻的城內。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經航空測繪訂正的地圖上，仍有四分之壹是空地。民國初年完成的二萬分之壹的蘇州城圖，城內也還有不少農田”〔17〕。城中有農田和水利等設施，可以大大減輕外力圍城的威脅;同時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與鄉村農耕生活方式沒有什麽差別。中國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這種鄉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認為是以後城市形成的原形之壹，是城市產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雛形。
二、城、市分離階段
城、市分離階段，大致始於夏，迄於西周前期。如上所述，在鄉村式城堡階段，城堡只具有極其單壹的防禦性功能。到夏、商時期，伴隨著統治階級機構的逐漸增大，單純的對外防禦性城堡逐漸發展為不僅對外具有防禦性作用，而且對內也具有政治中心職能的都城。不過，這種都城與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較，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
從“市”的歷史來講，在鄉村式城堡階段，由於生產力的相對低下，加上城堡規模小，人口少，人們互相之間的商品交換極其有限，即使偶爾為之，也是臨時性的，因此，當時很少有固定的生產物的交換場所――市。但到夏、商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開始出現了日益增多的商業活動，相對固定的商品交換場所――市，也因此產生。作為物資交換場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與城邑完全分離而單獨存在的壹種既不同於都邑，又有異於鄉村的單純的經濟活動場所。因此，當時的城與市是兩個無任何內在聯系的獨立體，完全處於相互分離的狀態。在中國古代從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長過程中，城、市分離階段持續了相當長的壹段時間。這在許多歷史文獻與大量已有的考古資料中已經得到了證實。
據歷史文獻記載，我們已知最初的“城”與“市”是兩個不同的單概念，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地理實體，其性質、功能等相互有別。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圍以城墻，扼守交通要沖，具有防衛作用的軍事據點。故文獻上載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築此以資保障者也”〔18〕。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單純的“城”而言，其間並無質的差別。
市，指的是交易市場。《易?系辭》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說文解字》也認為：“市，買、賣所之也”，“貿、賈，市也”〔19〕。可見，凡進行買賣的交易場所即為市。從古代文獻記載城與市的基本特征看，城與市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有城不壹定有市;相反，市場也不壹定圍築墻垣。可以認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復合名詞“城市”的含意。
近幾十年以來，許多有關夏、商時期城址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的也多為城、城郭、都邑或宮殿遺跡，發展水平較高的都邑，也僅存壹些單純供應王室、而非用於交換的手工業生產作坊。即使是可能與城邑有關的手工業作坊，也大都分散設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至於作為以商品交換為目的商業市場，壹是不可能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完全形成，二是少量的臨時性的商品物物交換，由於它與官營手工業作坊相比較，與政治、軍事中心的城邑的關系更趨松散。因此，它更缺乏條件在都城大邑中占有壹席之地。市、城分離的狀況更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實際。如河南偃師二裏頭宮殿廢墟、鄭州商城遺址以及湖北盤龍商城和安陽殷墟都城遺址等，盡管各個都邑城址分布較大，遺物收藏頗豐，既有城垣、宮殿基址，又有手工業作坊等遺跡，但商代的都邑經濟，仍以農業生產為主。如規模宏大的商城遺址，其東墻、南墻各長1700米，北墻長約1690米，西墻長約1870米，周長大致為7公裏。四周城墻***發現有十壹個缺口，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該城毀損過程中產生的，有的可能是該城的城門。但從城址中“其出土物看，這些居民大半是農業人口，同壹般村落遺址似乎沒有太大的區別”〔21〕。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點。不過，與壹般村落遺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圍還有壹批按照壹定布局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如南北近郊各發現壹處鑄銅器遺址，西郊有燒陶作坊遺址，北墻處發現制骨器作坊遺址。只是這些作坊中所制作的各種手工業品還不是為了市場需要，而主要是專門為統治者所制作的〔22〕。
由上可知，從中國古代的文獻記載和現代考古城址發掘中，都還沒有發現夏商時期的城邑中有市場的任何痕跡。盡管這壹時期市場已經出現，但它與當時的城或都邑仍處於分離或相對隔絕的獨立狀態，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聯系。
三、城、市合壹階段
在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過程中，城與市自漸趨結合到最終合二為壹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經歷了幾百年之久。在時間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時期。可以認為，春秋戰國之際，才是中國歷史上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誕生之時。
從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適應統治集團的需要，統治者利用它行使國家職能，由於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則是由於經濟的發展需要，通過商品交換以及伴隨出現的手工業的逐漸發展，剩余產品的不斷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離階段，由於城的功能偏重於政治中心與軍事堡壘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經濟性質的市與城邑的有機結合;同時，由於社會發展相對緩慢，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還不能完全沖破人為的某些束縛向城邑內部“進軍”;此外，當時城邑農產品的主要供應途徑，是通過軍事性的野蠻掠奪和強制性的征收，而有市無市對於早期國都或城邑則並不那麽重要，況且，設市人多又雜，更容易增加城邑防衛上的困難，削弱了城邑的政治、軍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後期，城郭之內雖然開始設有為王公貴族服務的手工業作坊和極個別臨時性的集市，但仍然改變不了當時的都城突出的單純軍事防衛性質。對此，從當時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質所反映的地理特點，即夏、商時期的城多築於易守難攻的依山傍水之處就可得到佐證〔23〕。
在中國古代究竟從什麽時候起於城邑中設有市場，文獻史料中沒有留下明確的記載。但從《周禮》等早期經史中與市場相關的記載可知，在西周時城邑中已開始設有市場，從而拉開了中國古代早期城與市結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點增加，手工業與商業有了較快的發展。因此，隨之而來的是城、市觀念上的變化。人們壹方面逐步認識到工商業的發展與國家的富強有著密切的關系，另壹方面由於諸侯割據，各國認識到僅有城墻的防禦功能而無經濟實力的城難以長期固守。同時，隨著統治集團地域的擴大和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統治者為使其生活更為便利和舒適，並為增強都城的防衛能力，在開始僅建有宮殿或衙署等政治、軍事性建築的“城”裏，允許在“城”的城廂設“市”貿易，進而手工業作坊等也不斷隨之出現並增多，“城”的規模由此相繼擴大，人口增加，逐漸形成了“前朝後市”的格局。與此同時，由於經濟的逐漸發展，市場的增多，促進了壹些交通發達的商品集散地或繁華的市場，因軍事、政治等原因，圍“城郭溝池以為固”，從而出現了“市”、“城”合壹的情況。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與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禮?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所謂“市師”，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24〕。即是說，當時“市”中所設的管理官員，其職責不僅在於監督商販貨物等出入城門，整頓攤肆貨店排列場所，甚至確定物價、限制違禁品買賣等，而且自身有專設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見，當時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過上述城內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築這樣兩條主要途徑，最初各自獨立的城與市便漸趨融合，緩慢地發展為統壹的、有機的復合體――城市。這樣的有機整體性的城市，不再僅僅是“王宮的營壘”，盡管最初只是城與市的簡單結合，但愈到後來，其職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復雜化、多樣化。這種具有復合性的壹體化城市的產生，它不僅事實上已成為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相對中心，而且還是行政、生產、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統在空間的統壹體，同時還是人們在生產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壹個有機聯系的環境。它構成了壹種區別於鄉村的獨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國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經成為人們在生活中感覺到的客觀實體，城與市已經有機地結合在壹起時，才會在語言中出現“城市”這壹復合名詞。正因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離階段，中國古代文獻上和成語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單概念，直至春秋戰國之際，載有復合概念“城市”的文獻才開始流傳。《韓非子?愛臣》篇載：“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羽雖眾，不得臣士卒。”這與前面所引文獻中僅存城、邑等單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質上具有質的差別。對此，《戰國策?趙策》中也有相似的記載。《趙策》中雲，韓國上黨守馮亭使使者對趙王說：“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此外，《周禮?地官?司徒》(下)篇中有關周代各種專門管理都城市場官吏及其職責分工和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應有不同賞罰等具體規定的系統記載，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財而行市”等，說明當時不論是天子王都，還是諸侯國邑，其性質已明顯地反映出都城與市肆逐漸有機地結合的事實。這既是周代城邑發展的自然需要，又是當時社會經濟、特別是手工業、商業發展的必然結果。
據考古發掘古城址的資料證明，西周曲阜魯國故城〔25〕、燕國的下都城址〔26〕、楚國郢都故城〔27〕等遺址中，不僅發現在作為君王宮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業、商業和居住區的分布，而且在內城除了發現宮殿為主的建築外，也多發現有手工業作坊和居住區。郢都就分為宮廷區、手工業區及平民居住區，其中手工業作坊發現多處〔28〕。而下都城址所屬手工業作坊中，不僅東城有大型官營鑄鐵、鑄錢、兵器、制骨、燒陶作坊等多種，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區還發現有壹些小型的手工業作坊，這些以農用鐵器為主的個體手工業作坊，顯然不是為官府生產而是作為商品出售給農民或從事耕作種植者的，從而說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業色彩〔29〕。
有人認為：“春(秋)戰(國)期間較大的都城幾乎都附築壹個以手工業、商業和居住為主的城區，作為君王宮城的屏障――郭城。郭城不僅可作軍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強長期固守的經濟實力”〔30〕。這種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內的鄭韓故城較為典型。據考古勘察發現，鄭韓故城由城墻分為東城、西城兩區。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貴族居住的宮殿區，而東城則是從事手工業、商業的平民區，今已發現大面積的鑄銅、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銅爐、骨錐、骨珠、骨環等產品。而城西南還有大規模的鑄鐵作坊，面積達4萬平方米。其遺物表明，當時作坊中不僅鑄造劍、戟、箭等武器作為軍用，而且還鑄造大量的鋤、鐮、鏟、錛、鑿等農業和手工業工具〔31〕。很顯然，這些大量用於日常生產的工具制作是為了出售而不僅僅是為了自用。由此表明，鄭韓故城已開始擺脫過去僅具有政治、軍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漸趨向具有商業經濟性質的“城市”新階段邁進，進入了城、市結合，以致二者最終合二為壹的新時期。
正是由於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城、市結合的新情況，所以歷史文獻中也出現了有關在城市形成過程中所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的記載。有人認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業與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產自銷的民間手工業者〔33〕。《墨子》和《論語》中的有關這類記載，也從城邑的人口組成這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城、市合壹的狀況。
不僅如此，城、市合壹的狀況在當時的都邑政區的劃分與管理等方面也表現出來。如管子在齊都臨淄“定民之居”，制國為21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34〕。按規定，“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可見城邑中工商戶占整個臨淄城民戶的近30%。當時每鄉2000戶，“二十壹鄉凡四萬二千家”(《戰國策?齊策》中記載：“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每戶皆以平均4口計，臨淄城中即有十多萬人。與夏商時期的都邑相比，顯然，二周時期城與市的合壹較為明顯，城邑也有較大的發展。這不僅表現在城邑點的增多，城區分布範圍擴大，城區區域結構的變化，而且還表現在人口有較快的增加，城內人口構成也日趨復雜化。所有這些，都反映出當時的城與市已逐漸結合為壹體，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在與鄉村分離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鄉村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態體系的。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時期，主要經歷了鄉村式城堡，城、市分離，城、市合壹三個階段。尤其是從西周開始至春秋時期，由於城邑規模、區域及人口構成等的變化，已明顯地反映出當時城與市合壹的趨勢，且由最初個別的、臨時的、偶然的結合，逐漸發展為具有壹定普遍性的、較經常的、帶有趨勢性的合二為壹，從而在春秋戰國之際，宣告了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