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月八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了。噩耗傳來，舉國上下，萬分悲慟。然而“四人幫”卻欣喜若狂，他們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擇手段地壓制和阻撓人民的悼念活動，並肆無忌憚地散布流言蜚語，繼續誣陷周總理，而在這些罪惡活動的背後，他們加快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步伐。目睹“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早就被他們破壞國民經濟、摧殘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罪行激怒了的中國人民，在沈默中思索，在思索中前進，終於在清明節前後采取了歷史性行動。三月底，南京首先出現了反對“四人幫”、保衛周總理的大幅標語。接著，鄭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的人民，也沖破了“四人幫”的重重禁令，以各種方式舉行悼念活動。對周總理的悼念，就是對“四人幫”的宣戰。人民的這壹歷史性行動，在全國的心臟北京，規模最大，表現得也最為充分有力。四月五日前後，數百萬群眾匯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用淚水、黑紗、白花、詩詞、挽聯、花圈、誓言、講演、血書……表達對人民的好總理的刻骨銘心的哀思，怒斥和聲討“四人幫”的滔天罪行。那幾天，天安門廣場變成了莊嚴肅穆的奠堂和營壘分明的戰場，久蓄在人民心中的愛與恨，象火山溶巖壹樣迸發出來。“四人幫”在偉大的群眾運動面前，膽顫心驚，坐立不安，他們利用壹切組織手段，動用所有的宣傳機器，妄圖撲滅人民憤怒的火焰。然而，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中國人民，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的鬥爭藝術，不斷地將鬥爭推向高潮。在這種情況下，“四人幫”為了挽救自己的厄運，動用暴力把“四五”運動中的英雄們投入血泊之中。偉大的“四五”運動雖然受到血腥的鎮壓，但在這場前進與倒退、革命與反革命、光明與黑暗的生死搏鬥中，人民是勝利者。人民用自己的行動乃至鮮血，迫使“四人幫”徹底暴露了他們與人民為敵的兇狠嘴臉，在更大的廣度與深度上促進了全國人民的覺醒，從而為粉碎“四人幫”、結束十年動亂的光輝的十月勝利，準備了最重要的群眾基礎，在我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彪炳千古的壹頁。
周揚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歷史是無情的，也是富於戲劇性的。‘四人幫’篡黨奪權首先從文藝戰線開刀，人民則用文藝的重錘敲響了他們覆滅的喪鐘。”①作為“四五”運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在同“四人幫”英勇鬥爭的日日夜夜，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張貼了成千上萬首詩詞。這些詩詞的作者絕大多數是普普通逼的工人、學生、農民、戰士、幹部……他們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在自己詩詞中表達了人民對周恩來同誌的深沈的愛和對“四人幫”的無比的恨。當時有壹首詩歌是這樣贊美這些詩詞的：
紀念碑前灑詩花，詩刊不登報不發。
莫道謠文篇篇載，此是人民心底花。
（《神州正演捉鱉兵》之十）①
正因為如此，它們在億萬群眾中就引起了強烈的***鳴：誦者聲淚俱下，聽者熱淚盈眶，讀者奔走相告，抄者廢寢忘食。它們象壹團團烈火使人民心中的愛與恨越燒越旺，象壹把把利劍刺向“四人幫”的心臟，在教育群眾、鼓舞群眾、揭露敵人、打擊敵人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五”運動被鎮壓，天安門詩歌被“四人幫”誣蔑為“反動詩詞”，它們的作者和誦者、抄者都遭到了殘酷的迫害。然而人們並沒有屈服，在“四人幫”“追查”、“銷毀”的道道“命令”面前，仍然冒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危險，把它們藏在蠟燭裏，壁爐中，花盆內，土地下……使它們在“四人幫”垮臺後得以重見天日。
在抄錄、搜集、收藏、整理和編輯出版天安門詩歌的工作中，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童懷周（漢語教研室十六位同誌的集體化名）和七機部五○二所、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革命詩抄》編輯組，貢獻最大。他們頂著“四人幫”的高壓，甘冒坐牢殺身的危險，搜集並分別於壹九七八、壹九七九年編輯、出版了《天安門詩抄》、《革命詩抄》。此外，《世界文學》編輯部《心碑》編輯組、二壹壹廠等單位，也先後進行過天安門詩歌的抄錄、搜集、整理、編輯和出版工作。
列寧曾經這樣贊譽過《國際歌》：“壹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裏，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誌和朋友。”①在“四五”運動中，天安門詩歌就具有這樣的作用。來自各行各業以及各地的數百萬人，素不相識，也沒有統壹的組織和指揮，然而戰鬥的旗幟卻那樣的鮮明，意誌卻那樣堅強，步調卻那樣壹致，其奧秘就在於天安門詩歌中所表現的那種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撥動著人們的心弦，把人們從思想感情上團結得象壹個人壹樣。
表達對周恩來總理的無限熱愛和對“四人幫”的切齒痛恨，是天安門詩歌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