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潮平兩岸闊 風正壹帆懸
——盛唐的時代風貌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開元、天寶年間，大致相當於公元八世紀上半葉。這時國家統壹，經濟繁榮，政治開明，文化發達，對外交流頻繁，社會充滿自信，不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期。盛唐湧現出以李白、杜甫、王維為代表的壹大批詩人，他們***同開辟了壹個氣象恢宏的詩歌的黃金時代。
所謂“盛唐氣象”，著眼於盛唐詩歌給人的總體印象，詩歌的時代風格、時代精神：博大、雄渾、深遠、超逸；充沛的活力、創造的愉悅、嶄新的體驗；以及通過意象的運用、意境的呈現，性情和聲色的結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這壹切合起來就成為盛唐詩歌與其它時期的詩歌相區別的特色。盛唐詩人王灣有壹首《次北固山下》，當時的宰相張說稱贊不已，將頸聯抄在官署的墻上，作為詩歌的楷模。（見殷河嶽英靈集》）這詩的中間兩聯正好可以用來形容那個時代：“潮平兩岸闊，風正壹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那三個形容詞：平、闊、正，還有那高懸的風帆，從殘夜中生成的海日，進入到舊年裏的江春，都讓人感受到盛唐時代的氣息以及盛唐詩歌的風貌。再看以下這些盛唐詩人的歌唱：“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欲窮千裏目，更上壹層樓。”（王之渙《登鸛雀樓》）“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李白《廬山謠》）“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李白《宣州謝餞別校書叔雲》）“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杜甫《望嶽》）“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在這些詩句裏洋溢著壹股涵天蓋地的雄渾之氣，千載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壯。盛唐詩人並不是沒有憂愁，李白就經常把愁字掛在嘴邊，諸如“愁疾”、“愁顏”、“愁心”、“愁發”、“愁腸”，不壹而足。但我們只要將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賀，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比壹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來有力、愁得來氣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餞別校書叔雲》）顯示的是強者之愁，在愁中有壹股浩然奇氣。杜甫也寫愁，那是壹片憂國憂民的偉大之愁、健康之愁：“憂端齊終南，不可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集中地體現了盛唐氣象的詩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例如王維，那個時代培育出來的全才，便是這樣壹個人。他的佛教造詣很深，而且能將禪意融會到詩裏。他是書法家，又是音樂家和畫家，被後人推崇為文人畫的始祖。他的畫跡，據《宣和畫譜》著錄，僅宋朝宮廷裏就有壹百二十六件。王維九歲就會作詩屬文，他的政治感遇詩、山水詩、邊塞詩、贈別詩，都是第壹流的。蘇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書摩詰藍田煙雨圖》）。李白的魅力更是無人可以匹敵，他以壹種震懾的力量征服了當時的讀者。他不甘心走壹般士人的科舉之路，要憑借自己的才能和聲譽直取卿相。他常自比為大鵬，任意地遨遊於天地之間。秘書監賀知章在長安初遇李白，誦其《蜀道難》，竟呼為“謫仙人”，解下身上的佩飾金龜換酒為樂。唐玄宗也降輦步迎，禦手調羹以招待他。杜甫在赴長安應試的途中與離開長安東下漫遊的李白相遇，竟然放棄考試，跟隨李白漫遊了許多地方，別後杜甫對他仍念念不忘，寫了許多詩懷念他，稱贊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還有壹個叫魏萬的人，為了壹睹李白的風采，從嵩宋出發追蹤李白幾千裏，終於在廣陵見面，稱贊李白的詩“鬼出神入”。盛唐詩人的魅力，既是屬於他們個人的，又是屬於那個時代的。只有輝煌的時代，才能為輝煌的人物提供形成魅力的條件。
盛唐氣象作為盛唐時代精神的反映，也呈現在書法、繪畫、音樂等其它藝術門類之中。張旭的草書狂放不羈，李頎在《贈張旭》中形容他寫字時的神態：“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顏真卿的楷書在莊重嚴整之中透露出凜然而不可犯的氣勢。吳道子的繪畫轟動長安，他在興善寺繪畫時，“立筆揮掃，勢若風旋，人皆謂之神助。”（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吳道子在洛陽曾遇到書法家張旭和舞劍名手裴裴請吳在天宮寺為他亡故的雙親作壁畫，吳不受金而請裴舞劍以壯氣。“舞畢，奮筆，俄頃而就。”張旭也在那裏寫了壹壁字。洛陽人都說：“壹日之中，獲睹三絕。”（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當時還有專擅畫馬的曹霸、韓幹、韋偃等。杜甫在《丹青引》中稱贊曹霸的畫“有神”；說他為玄宗的禦馬畫像，“斯須九重真龍出，壹洗萬古凡馬空。”董庭蘭善彈胡笳，李頎描寫他的音樂所產生的效果：“川為凈其波，鳥亦罷其鳴。”（《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公孫大娘善舞劍器，當她舞蹈時，“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這些藝術家的出現，以及他們有若神助的藝術，同樣呈現了盛唐氣象。
? 二、盛唐詩歌的新趨勢
盛唐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在前期，盛唐氣象主要表現為：投身社會和參預政治的熱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後期，李林甫、楊國忠等奸相當政，這時盛唐氣象主要表現為：敏銳的洞察力，暴露社會矛盾的勇氣，對國家的責任感，以及對社會危機即將到來的憂慮。例如李白在《古風》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鬥雞小兒，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揭露政治的腐敗。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夕揭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尖銳的問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對社會充滿信心和責任感。李白六十壹歲時還請求參加李光弼的軍隊，去討伐安史叛軍。杜甫雖然憂國憂民，但不是悲觀主義者。寫於安史之亂期間的《北征》，忠實地記錄了戰亂中民生的疾苦，卻仍相信國家將會中興。他漂泊西南之際所寫的《登樓》，在痛心“萬方多難”之余又把大唐比作北極星，相信它不會沈淪。他在《江漢》中說：“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在《鳳凰臺》中說：“再光中興業，壹洗蒼生憂。”在《洗兵馬》中說：“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正是在安史之亂那些最陰霾的日子裏，他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從詩歌創作的角度看，盛唐和前代相比有壹些新的趨勢。從這些趨勢中也可以看到盛唐氣象：
首先是面向外部世界。初唐詩歌的發展脈絡是從宮廷禦用的路線轉向個人抒情的路線，這是很大的進步。如果只是沈溺於個人感情的糾葛之中，而不能面向外部世界，那還是很有局限的。盛唐詩人既不用詩去討好帝王，也不把詩當成只供個人玩賞的小擺設，而是把壹己之情融入普遍性的主題之中。這普遍性的主題就是社會政治主題，希望盡自己的力量創造出長治久安的局面。李白抱著宏偉的理想，欲“濟蒼生”、“安社稷”，“使寰區大定，海縣清壹。”然後像魯仲連、範蠡、謝安那樣功成身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杜甫突破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雖然壹生未達，卻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其次是表現新的體驗。盛唐詩歌的題材都是舊有的，無非是感遇、詠懷、詠史、山水、田園、離別、閨怨、邊塞、從軍、宴飲等等。明代張之象《唐詩類苑》收有1472位詩人的28245首詩，占《全唐詩》的五分之三。此書按題材分為39類，沒有哪壹類前代未曾寫過。可見盛唐詩人的貢獻並不在開拓了新的題材，而在於他們就原有的題材，找到並表現了新的體驗。例如邊塞詩早在漢魏就有了，此後壹直沒有中斷過，可是許多人寫邊塞詩未必到過邊塞，而盛唐的邊塞詩多出自詩人親身的生活體驗。高適以政治家的眼光議論邊防之得失，王維和岑參以詩人的敏感描繪邊塞奇異的風光，王昌齡以戰士的口吻訴說內心復雜的感情。例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高適《燕歌行》）“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輪臺九月風夜吼，壹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這樣真切的詩句以前是少見的。第三是大眼光、大格局。初唐以精細為美，盛唐以闊大為美。李白的眼光簡直是宇宙眼光，他說“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科。”（《日出入行》）又說：“黃河落天走東海，萬裏寫入胸懷間。”（《贈裴十四》）他與宇宙處於平等的地位，也可以說他心裏裝著整個宇宙，並以這種氣魄看待社會與人生。這是壹種全新的眼光和格局，正如皮日休所說，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劉棗強碑》）此外如張九齡的“海上生明月，天涯***此時。”（《望月懷遠》）王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漢江臨眺》）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壹片孤城萬仞山。”（《涼州詞》）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嶽》這些盛唐的佳句都表現了大眼光、大格局，具有雄偉的氣魄。
三、開明與開放
——盛唐氣象的根基
盛唐氣象的形成有詩歌藝術方面的原因，例如性情與聲色的統壹，意象的運用與意境的呈現等等，這在拙作《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壹書以及其它壹些論文中已從多方面做過論述，本文限於篇幅不再重復了。
下面僅從歷史、文化的發展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方面做壹番探討。
從歷史、文化的發展這個角度看來，有兩點值得註意：
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晉室東渡之後，中國經歷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和戰亂。在這期間，南北雙方的文化呈現相當明顯的差異。南方喜莊老、尚清談，註重抽象名理的論辯；北方流行漢儒的經學，註重人的行為準則。南方文風華靡，北方文風質樸。南方的書法多見於帖，南帖飄逸；北方的書法多見於碑，北碑凝重。《隋書·文學傳序》說：“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之大較也。”很顯然，單壹的南方文化或單壹的北方文化，都有局限性，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為大觀。隋朝統壹全國，以及大運河的通航，已經開啟了南北文化互補的過程。唐朝繼隋之後，經過太宗貞觀之治，文化交融的過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妝點了北朝的“質”，北朝的“質”充實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隋書·文學傳序》）壹種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長的、與唐帝國的政治經濟形勢相適應的新文化達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氣象正是這種富有深厚內涵的新文化的升華。如果說戰國是壹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那麽盛唐就是壹個百花齊放的時代。
李白帶有蜀地的浪漫與豪情，杜甫帶有中原的純樸與厚重；王維信佛，李白崇道，杜甫尊儒。盛唐的許多詩人都有壹段漫遊的經歷，這只有在國家統壹的時候才有可能。南朝的詩人足未涉黃河，身未登泰山。而北朝的詩人，亦未能見到南方的奇山異水。若論眼界、胸襟和見識，他們就差多了。盛唐的詩人可以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李白五嶽尋仙，四海為家，足跡及於大半個中國。杜甫也有壹段壯遊時期，黃河上下、長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跡。當時的東越即現在浙江東部地區風光奇麗，許多詩人都到那裏尋幽探勝，覓得詩的靈感。就連大半生隱居在家的孟浩然，也有浙東之行。至於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人，遠走東北、西北邊陲，充分體驗了軍旅的生活，目睹了邊塞的風光，他們的眼界就更不壹般了。其次是中外文化的交流。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地方，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都會，在八世紀前半葉人口已達百萬，居住著許多外國的王侯、供職於唐朝的外國人、留學生、求法僧、外國的音樂家、舞蹈家、美術家，以及大量外來的商賈，至於外國的使臣更是絡繹不絕。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蘭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是開元十九年翻譯的漢文摩尼教經典。音樂、舞蹈、美術等方面的交流也給盛唐社會註入新的氣息。
早在唐太宗時就設立了十部樂，其中四部來自唐朝境內少數民族，四部來自國外。盛唐時期外來的舞蹈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畫和雕塑，以雄渾的氣魄、卓絕的造型、豐富的色彩，遠遠高出於其它的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打開了盛唐人的眼界，開闊了他們的胸襟，這對氣象的形成無疑起了積極作用。
歸根結底，盛唐氣象的出現是由大壹統的局面下經濟繁榮、政治開明、社會安定所決定的。無法想象，在壹個民生雕敝、戰亂頻仍、國家分裂的時代會有甚麽氣象可言。關於盛唐經濟繁榮的局面，文獻不乏記載，如：“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元結《問進士》三）“四方豐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鄭綮《開天傳信記》）據兩《唐書》、《唐六典》、《通典》、《資治通鑒》、《唐會要》等書記載，從中宗神龍元年（705）到玄宗天寶十四年（755），短短的五十年間，人口就從37140000，增加到52919309，增幅達40％。人口激增說明社會安定、經濟富裕。可是在這種情況下，物價反而有所下降，開元初年，“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壹匹錢二百。”（《新唐書·食貨壹》）天寶年間人均糧食達到700斤。杜甫在《憶昔》裏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玄宗誅除了韋後、太平公主等腐朽勢力後，任用姚崇、宋賢相，整頓吏治、檢括田戶、改善財政、改革兵制，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並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空間。在這裏有必要特別提壹下被稱為“救時之相”的姚崇，以及宋姚崇為人豪爽，崇尚氣節，為政簡肅，掊斷如流。開元元年（713），玄宗不顧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對，毅然任命姚崇為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說”，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從穩定政局、整頓吏治、改善財政這三個大的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綱領，得到玄宗的支持。姚崇於開元四年（716）罷相時推薦宋任相位。宋耿介無私，直言急諫，而且工於文翰。在三年多的時間裏，繼續貫徹姚崇的政策，使得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盛唐時期能夠出現姚崇、宋樣的人物，而玄宗又能發現和任用他們，這對盛唐安定繁榮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釋、道三教得以並用，思想界出現比較自由的氣氛，這是形成盛唐氣象不可忽視的原因之壹。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斷提高，玄宗很重視在官學裏研習儒家經典，並允許民間立私學以弘揚儒家學說。對於佛教，玄宗在開元初期曾經采取壹些限制的政策，但總的看來他對佛教還是尊重的，對於開元年間傳入的密宗尤有興趣。玄宗的崇道更有甚於尊儒，他在科舉中設立了道舉；在兩京設立崇玄館；還親自註釋《道德經》頒示天下。在思想比較自由的氣氛中，詩人們可以從各方面汲取營養。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維崇佛。他們的不同信仰，對於形成各自的詩歌風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才發展空間的擴大是壹個起了直接作用的因素。由於唐朝實行抑制門閥士族的政策，以科舉取士，打破了門閥士族壟斷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層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臺。與此同時，文化也從少數士族文人手中轉移到中下層庶族文人手中。這批在唐朝建國後成長起來的新人，有豐富的生活閱歷，比較了解社會的實際、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們有抱負、有見識、有能力，敢於沖破舊的藩籬開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實際上主要是這批新人創造出來的，盛唐氣象也就是這批新人的氣象。
盛唐文人之間有壹種健康融洽的關系，這也有助於氣象的形成。
杜甫在《憶昔》中回憶開元年間的情況說：“天下朋友皆膠漆”，反映了當時的狀況。他們覺得某個人受了委屈，就為之大聲疾呼，有擔待、不世故。杜甫為鄭虔鳴不平：“諸公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壹代常坎坷，名垂萬古知何用。”（《醉時歌》）李白為王十二鳴不平：“君不能貍膏金距學鬥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壹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而當他們佩服壹個人時，又出自真心的褒之揚之。從賀知章和杜甫對李白的推崇、李白對孟浩然的稱頌中，都能看出盛唐文壇那種良好的氣氛。杜甫的《飲中八仙歌》描繪賀知章、李白、張旭等八人醉後的狂態，欣賞和欽佩之情溢於言表。還有壹個人應當特別提出來說壹說，這就是張說，他是從初唐過渡到盛唐的關鍵人物。他的詩還帶著初唐的拘謹，不具備盛唐詩歌那種瀏亮與光彩。但是他“前後三秉大政”，朝廷的“大手筆”都是由他撰述，“天下詞人鹹諷誦之。”（《舊唐書·張說傳》）他特別獎掖後進，他所獎掖的文人能考知的有張九齡、賀知章等三十余人。還有壹些是曾以文學受知於張說，日後以政績著稱的，如房李泌、劉晏等。這種獎掖後進的做法已經形成傳統，賀知章和張九齡受到張說的拔擢，他們又再獎掖後進，如賀之對李白，張之對王維。
從以上所舉的種種事例可以看出，盛唐文人是怎樣的大度。盛唐文壇的情況可以借用曹丕《典論·論文》裏的兩句話來形容：“鹹以自騁驥千裏，仰齊足而並馳。”
總之：開明與開放是盛唐氣象的根基。惟開明才能革舊布新雲蒸霞蔚，惟開放才能百川匯海博大深邃。盛唐不過短短的五十年，其國勢之強盛，氣象之恢宏，不但在中國歷史上是壹個亮點，放到世界歷史上也是值得我們驕傲的壹片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