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註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故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
譯文：因此，我的誌向是在造福於天下，我的行為是在只顧自我修養。我所奉行並貫徹始終的是聖賢的大道，以言詞表達出來的就是詩歌。所謂諷諭詩，表達的就是造福天下的誌向；所謂閑適詩，表達的就是只顧自我修養的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擴展資料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誌，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
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壹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系於時政。
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壹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
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壹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百度百科-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