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壹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嶽陽樓》《觀刈麥》《宮詞》 《問劉十九》《買花》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壹處因望》
白居易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並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開”,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為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著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壹些小詞。贈劉禹錫詩雲: “古歌舊曲君休聽, 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壹些新詞。其中《花非花》壹首,頗具朦朧之美。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誌,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壹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系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壹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壹系列原則:
“辭質而徑”——辭句質樸,表達直率;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實”——內容真實,有案可稽;
“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於吟唱。(《新樂府序》)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