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初唐四傑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和貢獻
四傑詩的風格也是變化多樣的，有的樸素清新，有的沈雄壯闊，有的鋪張揚厲，有的聲色華美，各有各的風格，正如陸時雍在《詩境總論》中所概括的：“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藻厚，賓王坦易。”與齊梁以來的宮體詩相比較，他們具有壹個***同的特征，即詩風開始轉向剛健清新。壹種積極進取的健康的思想感情，代替了宮體詩寄情聲色的庸俗無聊的思想傾向。四傑詩也表現青年誌士的英雄懷抱為主導內容，閃耀著積極進取的理想精神和樂觀開朗的浪漫主義情調，有著生龍活虎的力量和欣欣向榮的情緒，即使抑郁愁苦，也是英雄受挫的悲鳴，而非庸人碌碌的頹喪，因而具有“剛健”、“雄壯”、“宏博”的特色，拉開了誌在廓清“上官體”、“頌體詩”等浮華艷詩風，開創唐詩新境界的序幕和唐詩“風骨”美的先河。王勃自道：“若夫放曠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氣，負郁怏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春月孫學士宅宴序》)這種不平之氣，不同與中唐以後孟郊之流的“感士不遇”，也不是嘆老嗟卑，是剛健的，有沖擊力的。詩歌被他們認為是抒發個人情懷最適宜的形式，向上進取精神及不平之氣發之於詩，就形成了“濃郁的感情和壯大的氣勢”。①這與綺艷奪目而淡薄寡情的宮廷詩相比，顯得生氣勃勃，使長期以來生氣萎絕的詩歌恢復了活力，呈現出感人的力量和“生龍活虎般騰卓的節奏。”②這鮮活蓬勃的生命力就是四傑提出得“風骨”的精神實質所在。他們又汲取六朝以來詩歌語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艷麗鮮明，音律的調協和婉，從而形成了雄放剛健、柔潤美麗兩相兼濟的總體藝術風格。如果說齊梁詩風猶如在濃厚的脂粉下掩蓋著江南弱女貧血的面龐，呈現出壹種病態美，那麽四傑詩風則如燕趙十八女兒，雖豐姿美艷，卻秀色天成，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矯健可愛。③前人謂初唐詩“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勃”，④借來比喻四傑詩風最為恰當。許學夷雲：“四子才力概大，風氣復還。故雖律體未成，綺靡未革，而中多雄偉之語，唐人之氣象風格始見。”(《詩源辨體》卷十二)四傑的意義就在於開盛唐詩的道路。此後盛唐時期之李、杜、高、岑等人，無論其家庭背景如何，也無論其是否進士出身，最初都是以下層士子的面目出現的，他們對壯大勁健詩美的追求，與四傑是壹脈相承的，往往呈現為剛健之力和飛動之勢。
無可否認，四傑詩歌語言在壹定程度上還帶有南朝詩歌的流風余韻。譬如講求駢偶，鋪陳辭藻，時有堆垛之嫌，略露板滯之弊，譚元春批評駱賓王詩有時“極滯極拙”，正是這個道理。①有些字句雕琢過分，以至於語義難解，如王勃詩“流水抽奇弄，崩雲灑芳牒”，“帝裏寒光盡，神臯春望浹”，②就是如此。但是瑕不掩瑜，他們詩歌語言的主導傾向，卻是發展了六朝詩歌綺麗而清新、藻繪而自然的長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形成了瀏亮精工、美麗和婉的語言風格，這是在承繼中新變和創造。在這總體語言風格統攝下，所以五言詩和七言詩的語言又各具特色。五言趨向於偶對精切，疏朗工穩，時有剛健之氣;七言則駢偶藻繪，秾艷動蕩，流利暢達，和婉可歌。由於四傑遭受挫折後，缺乏拼搏到底的精神，不如盛唐詩人那樣經受著生活得磨難而仍不失昂揚進取得胸襟和樂觀開朗的情懷，詩境未免局促，清新有余，深厚不足，缺乏淵灝之氣;又以文采與時爭勝，對六朝詩弊病認識不足;語言上新創不夠，未能將華茂詞采提煉到純熟自然，妙造天成的藝術境界。這是歷史的局限，但這並不能抹殺四傑詩歌的光輝，此後陳子昂的成績正是在四傑詩歌創作的基礎上形成，把四傑創建唐詩的事業進壹步推向前進。
綜上所述： 初唐四傑實為初唐九十年詩歌發展歷程中關鍵性的詩人，不僅是六朝詩的變革者，更是唐風初見的先行者。無論題材內容還是詩體形式，抑或是藝術風格，四傑都呈現出開創唐詩獨特美學風格的風貌，不僅給沈、宋，而且更給陳子昂、李、杜、元、白等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他們得以把唐詩發展到完全新的階段。誠然，四傑的詩歌還有“遣詞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的特點，但壹方面這也是由於駢偶文麗文的影響以及個人對於文采的美的追求，這與齊梁陳的浮艷之風是有著天壤之別的。總之，他們在唐代詩歌發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即越過齊梁直接晉宋，下開盛唐)的作用。崔融說：“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同照鄰可以企之。”李白說：“駱賓王為詩，格高指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詩人玉屑》卷十二《李太白集》)，可見四傑的詩文很受唐人的重視。杜甫也在其《戲為六絕句》中道：“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可見，唐人對四傑作了很中肯的評價。這就是“四傑”，歷史的“四傑”揚之不可高，抑之不可太低。時至今日，無論是毀是譽，他們作為唐詩的第壹座豐碑，是應該得到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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