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在他在世時便已廣泛流傳,甚有影響,使他頗感自豪.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鎮也說白居易之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適.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壹個人的詩作,在當代即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在古代是極少見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詩當時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日本、新羅（今朝鮮）、日南（今越南）等國,都有傳寫.據史料載,當時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契丹國王親自將白詩譯成契丹文字,詔番臣誦讀.
不言而喻,白居易詩對後代詩歌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白詩將永遠受到全世界人們的喜愛,流傳千古.
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之外,還有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也大都寫得很好.總的來說,前期詩歌較後期詩歌更有價值.因為世途險惡,他後來的詩作再也沒有了中青年時期的鋒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從白居易壹生仕途看,雖多為官,但總不順利,老是處於壹種憂憤不安的狀態中.作為壹個詩人,卻成就極大,可以說名動朝野,甚至婦孺皆知.大概因為他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和以後的數次被貶,多為外官,經歷極廣,對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為千古不朽的大詩人.
白居易的詩,前面已講到,自少年時代便寫得很好.16歲時“野火春風”之句,已成為千古名句.最為出名,堪稱中國古代詩歌傑作的敘事長詩《長恨歌》,是他35歲為周至縣尉時作.該詩以民間流傳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為題材,加以虛構,寫得有聲有色.生動動人,被評論家認為是唐代歌行體長詩中最好的壹首,在我國詩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這首詩裏,他敢於批評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漢皇重色思傾國”、“從此君王不早朝”等語.後面描寫兩人之深情,既微有諷刺,又飽含哀憐.說及生離死別的情形,筆鋒頗常感情.全詩從曲曲折折的故事中興起層層波瀾,感情充沛復雜,讀之給人以極大的感染力.
他45歲時所作另壹首歌行體長詩《琵琶引》,也是同樣受到人們高度評價的詩.他被貶作江州司馬後,在潯陽江頭和友人話別,舟中離別酒筵上,感傷之中,忽聽鄰船有彈琵琶聲,移船相邀,原來是壹位年老色衰、獨守空船的歌妓,也有無限愁緒,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聽了她的身世,不僅深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慨,便作了這首可與《長恨歌》媲美的長詩.前面敘歌妓的生平狀況、可悲身世,後面以“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轉而寫己,最後雲“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司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這首詩在藝術手法上,有很多優點,描寫細致,音節和諧,尤其描寫琵琶聲音那壹段,真是令人壹唱三嘆.而最重要的,還是感情的真摯.這兩首長詩,是白居易留給後人的無價瑰寶.
白居易其他詩歌中,價值很高、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為正義而大聲呼喊,“不識時忌諱”的勇氣是非常令人欽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劍,《重賦》譴責官府進奉羨余物,殘酷盤削百姓,“奪我身上綾,買爾眼前恩.”《輕肥》寫權貴赴宴會的氣概和酒食的豐美,最後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寫公卿們日中樂飲、夜半歌舞的享樂生活,結句是“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買花》寫長安城中有錢人競買牡丹、以豪奢相誇耀,最後說：“壹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議婚》同情貧家女難以出嫁,《傷友》慨嘆苦節之土的淒慘生活,《傷宅》諷刺豪門大興建築,“壹堂費百萬”.《不致仕》嘲諷八九十歲不肯退休的貪權者.《立婢》對不為好官立碑而虛偽地為某些人歌功頌德表示不滿.《五弦》對當時不少人不懂傳統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撻和發牢騷者,是對德宗貞元到憲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統治階級,難怪“聞《秦中吟》則權豪遺近者相目而變色矣.”白居易對自己的《秦中吟》也甚為自負,在編其詩集15卷完成後題的壹首詩裏說：“壹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新樂府》是與《秦中吟》差不多在同壹個時期寫出來的,是白氏諷諭詩中重要的另壹組詩,***50首,寫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間的事,時間跨度較《秦中吟》大,內容也更廣泛.白氏在《寄唐生》詩中說他的樂府詩：“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推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可以說是他寫《新樂府》的宣言和對《新樂府》的最好說明.被人們廣為傳誦的著名之作《賣炭翁》、《杜陵叟》、《繚綾》、《新豐折臂翁》等,即為《新樂府》中篇章.每首詩都有明確而強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宮市也”、“傷農夫之困也”、“貪女工之勞也”、“戒邊功也”、“憂蠶桑之費也”、“念寒雋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貪吏也”等,鞭撻、諷刺,辭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聲疾呼.這些詩篇愛憎分明,除諷刺外,也有歌頌.這些詩篇,充分說明了白居易反對什麽,贊美什麽,是作者心跡的真實表露.他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實”,宣稱自己寫的都是真實事件,更表現了壹個中青年詩人扶正疾邪的戰鬥精神.在詩風上,繼承了《詩經》、樂府古詩和杜甫歌行的優良傳統,又采用了當時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帶有創造性的風格.
總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是他全部詩歌中最富戰鬥力的作品,連同《長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詩歌中最優秀的部分,也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可寶貴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