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品序》及品評中，鐘嶸所接觸到的重要創作問題：
其壹是對當時詩歌發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於四聲八病之說盛行而帶來的刻意追求聲律的兩種弊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鐘嶸認為，詩歌本來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實感的表現，而“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無病呻吟的結果，其壹種表現就是競尚用典。鐘嶸指出,大量堆砌典故的風尚,使得“吟詠情性”的詩歌竟然“殆同書鈔”，嚴重阻礙了詩歌創作的健康發展，所謂“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他的批評比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篇中的批評，更為前進了壹步。“貴公子孫”或“膏腴子弟”無病呻吟的第二種表現,是刻意講究聲病,“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雖然，鐘嶸忽視了講求聲律之美是詩歌藝術發展到壹定階段的必然要求，他的批評不免有偏頗之處，但認為詩歌應該“口吻調利”、自然和諧的意見則完全是正確的。 其二，是為五言詩的出現從理論上作了說明。由於《詩經》主要是四言體，而《詩經》在已往又被奉為儒家經典，因此，在魏晉南北朝五言詩已經普遍發展起來、代替了四言詩而成為占統治地位的詩歌形式(七言並已開始形成)時,由於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理論批評在詩歌的形式問題上也表現了強烈的正統的保守觀點：重四言而輕五言。例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藝文類聚》)就認為“古詩率以四言為體”,“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余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篇主要是論述五言詩的，卻也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不承認五言的詩歌形式在詩壇的應有地位。鐘嶸卻提出四言的形式過時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而五言詩方興未艾，“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詩歌的“指事造形，窮情寫物”這些根本特點方面，“最為詳切”。這種議論為詩歌形式的歷史發展，從理論上開辟了前進的道路。
為了倡導五言詩，鐘嶸還對五言詩的起源及歷史發展作了探討，其中雖有不確之處，但論述中不乏精到的見解。 其四是關於作家的藝術流派及品評。鐘嶸從作家和作品的風格特點著眼，很重視歷代詩人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系，及不同藝術流派之間的區分，並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看法。他不僅為風格流變的研究開創了壹個新途徑，而且對具體作家、作品也有壹些言簡意賅、頗有見地的評論。如評阮籍詩的特點是：“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等等。但是，由於他不大重視作家的生活閱歷對於作家風格的決定性影響，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慮到作家思想藝術方面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通常只是著眼於不同作家在某壹方面的某些相似之點來研究他們詩風的同異，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使他的風格流派的研究不僅顯得混亂，而且很多牽強附會之處，引起了後世不少非議。
《詩品》雖有歷史局限性，卻仍然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壹部重要而有影響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