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絢爛之極，歸於平淡。“隨著詩歌在唐代瀑布般奔湧之後，宋詩相對來說，更象壹條經過人工補綴修葺過的河道，本來桀傲不馴的詩歌洪流，在這裏壹變而為壹副循規蹈矩，安詳馴順的模樣了。
錢鐘書先生說過這樣壹段警僻的話：”據說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宮的時侯，每聽到他父王在外國打勝仗的消息，就要發愁，生怕全世界都給他老子征服了，自己這樣壹位英雄將來沒有用武之地。緊跟著偉大的詩歌創作時代而起來的詩人準有類似的感想。當然，詩歌的世界是無邊無際的，不過，前人占領的疆域愈廣，繼承者要開拓版圖，就得配備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遼遠，否則他至多是個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業之君。所以，前代詩歌的造詣不但是傳給後人的產業，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向後人挑釁，挑他們來比賽，試試他們能不能後來居上、打破記錄，或者異曲同工、別開生面。假如後人沒出息，接受不了這種挑釁，那末這筆遺產很容易貽禍子孫，養成了貪吃懶做的膏粱紈絝。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模仿和依賴的惰性。“（《宋詩選註》序言）
雖然錢先生對上述論段不甚滿意，但錢先生還對宋代的基本狀況作了這樣壹番提綱挈領的形象評論：”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夠維持比較長時期的統壹和穩定，所以元代有漢唐宋為”後三代“的說法。……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的強大，我們只要看陸遊的壹個詩題：《五月十壹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此外，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復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宋代的官僚階級就比漢唐的來得龐大，所謂”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北宋的”冗官冗費“已經”不可紀極“。“
如果不拿同壹把尺子衡量歷史，我們會發現各個朝代的優勝劣敗原因不盡相同。漢唐盛大之際，周邊談不上有強敵，而宋代開國伊始，就面臨北部和西北部民族建立的國家遼、西夏、金、元的輪番沖擊，盡管納幣稱臣，終不免國破家亡。所以有宋壹代雖然是中國歷史上壹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但談起來總不免使後人搖頭蹙額，痛心疾首。但是從另外壹個角度，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如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就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金明館叢稿二編·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
從大文化史角度看，更乎有理。因為自唐代“安史之亂”後，先有藩鎮割據，後有五代十國，中央政權名存實亡，國勢遂壹蹶不振。於是有韓愈倡導儒學，自“古文運動”而上溯儒學道統，開“宋明理學”之先河，又有二程、朱熹以書院講學，補濟科舉教育之偏頗，使中國文化得以體系性的延續和復振。而白居易出入佛道儒，通達性理的生活方式與態度，對宋代及後世文人影響也極為深遠。作為中國思想文化主流思潮的佛道儒“三教”也由北朝開始的“論衡”制度，經過較量融通，而在宋代實現了“圓融”。
有人說，詩已被唐人做完了。後人如果不甘心，只有另僻蹊徑。宋人也確實這麽做了。他們壹方面是“以文入詩”，開辟了“詩講”壹途，把詩歌當成文章來做；另壹方面“玩瀟灑”就另找方式，於是聰明地選擇了唐五代看作“詩余”的小玩意兒“小令”，把它拿了過來，發展成為壹種全新，而且更為復雜的文學形式，這就是名垂後世的“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