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氣象”的概念來自嚴羽。嚴羽《滄浪詩話·考證》雲：“‘迎旦東風騎蹇驢’絕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嚴氏辨其“非盛唐人氣象”，顯然是指“迎旦東風騎蹇驢”瑟縮委瑣，見不到盛唐人的筆力，也缺少盛唐勁健的主體精神。這與嚴氏《答吳景仙書》所雲：“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可以說是分別從正反兩面對“盛唐氣象”涵義的壹種闡發。因此“盛唐氣象”指的是詩歌風貌，具體即指詩歌“筆力雄壯，氣象渾厚”，與內客上是否直接歌頌國家之盛，歌頌文治武功，乃至粉飾太平，本不是壹回事。
具有“盛唐氣象”的詩可以分兩類：壹類是感動激發，希望趁時而起，建立功業；壹類是理想與現實矛盾，針對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社會上的不平現象發出怨懟之詞。感激與怨懟看似相反，但實際上聯系非常緊。感激而望成就功業，遏挫即成怨懟。所以在具體作品中，兩者常常交織在壹起。
盛唐詩人的感激之作，理想主義色彩很濃。“大鵬壹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它是為時代的召喚、時代的需要所吸引，要轟轟烈烈大幹壹番的人生意氣和事功精神的表現。盛唐人的這種感敏奮發，頗不同於壹般狹隘的個人名利追逐，它往往表現自建功立業的榮譽感與使命感乃至奉獻精神的結合。由於主體精神強旺，盛唐人談起建功立業，又往往表現得情緒激昂，富有信心。李白“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杜甫‘套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可謂壯懷激烈。
盛唐詩人的怨懟之作，包含著詩人與時代社會的沖突，但盛唐詩人要求於那個時代的往往不是簡單的仕途出身，不是薄祿微官問題，而是要成就“濟蒼生，安黎元”的大事業。這種宏願，在玄宗統治後期是只好落空的，以致出現了類似鯤鵬太大，海水和風力無法支持的矛盾。但沖突的內容既然是在較高的層次上展開的，就仍然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和非同壹般的氣魄與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