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首先涉及到的是對陶淵明這個人的評價問題。關於這壹點，魯迅先生說：陶淵明“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題未定草》），這是非常精當的評語，我們不再贅言。其次還涉及到壹個評價標準問題。陶淵明的田園詩是抒情詩，作為抒情詩，反映現實的方式、途徑自然與杜甫的“三吏”、“三別”這樣的敘事詩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通過主觀感受，片斷地然而卻是形象地來反映現實生活。而且每個詩人的生活經歷、思想個性不同，使他們在反映生活時往往會采用各自不同的題材。我們不應當簡單地指責詩人沒有能反映某壹方面的生活，而應當從詩人的創作實際出發，考察他用何種方式反映了什麽樣的社會現實，以期得出比較符合事實的結論。陶淵明田園詩的獨特意義即在於：他從自己“躬耕自資”的生活實踐出發，選取了前代詩人從未采用的題材，從田園生活這個獨特的角度抒寫了他對於社會生活的種種感受。我們從那白描壹般的畫面中，從那質樸、平淡的生活場景中，不僅可以看到壹個不同流俗、情操高潔的詩人自我形象，而且透過詩人的喜怒哀樂，還可以窺視到當時社會現實的某些側面。
陶淵明的田園詩大多是在“投冠旋舊墟”之後創作的。他雖然“性本愛丘山”，但並不甘心終老田園。青年時代的他也曾經“猛誌逸四海，騫翮〔hé，羽莖翅膀上的硬羽）思遠翥（zhù，飛翔）”，渴望著象曾祖父陶侃那樣有所作為。但是，他所生活的那個“逸虬遶雲，奔鯨駭流”（《命子》）、狂暴縱橫的亂世，使他“大濟於蒼生”的理想沒有實現的可能。他既沒有高貴的門閥可資憑借，又“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與子儼等疏》），盡管也曾經不止壹次進入仕途，卻總覺得“誌意多所恥”，每次都很快就辭官歸裏。幾度出仕與歸隱的經歷，就包含著他的理想壯誌屢次碰壁的痛苦。每當他憤慨於官場的汙濁黑暗時，心中就不可遏止地燃起對鄉居生活的懷念：“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於，他選擇了“擊壤以自歡”的生活道路，毅然拂衣歸裏。他的田園詩的寫作就是以這樣的生活經歷為背景的。
顯然陶淵明的歸隱具有反抗現實的積極意義，他的田園詩同樣表現出對於趨膻逐臭的官場生活的極大憎惡，包含著“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的深長感慨。因此他往往把田園風光和田園生活作為官場與仕途的對立物來描寫。這在他歸隱初期的詩歌中尤為明顯。如《歸園田居》第壹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在詩人的筆下，農村是那麽恬美、寧靜：桃李榆柳的環繞中座落著幾間茅舍，遠處的村莊依稀可見，輕煙裊裊；從幽深的小巷中偶爾傳來幾聲雞鳴狗吠……。這裏的壹切與喧囂終日、兇險四伏的官場是多麽不同。難怪詩人象“池中魚”“籠中鳥”壹樣慶幸著自己“復得返自然”。在充滿了詩情畫意的田園中，詩人“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第壹）。就象鳥兒在盛夏的濃蔭中找到了依托，詩人也從耕讀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歸宿。這種生活雖然寂寞、清貧，但是經歷了“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俯仰由人的仕宦生涯之後，詩人卻被其中悠然自得的情趣所陶醉。
正是懷著對“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的現實的憎惡，陶淵明反復地歌詠田園風光的純潔和田園生活的淳樸：“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lù過）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歸園田居》第五）“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移居》第二）。類似的贊美在他的田園詩中很多。在這些詩篇中，都洋溢著壹種和平、寧靜的氣氛。
有人指責陶淵明詩中描寫的田園生活，不符合遭受戰火洗劫的潯陽農村的實際情形。持這種批評意見的人，忽略了陶淵明的這些田園詩有壹個很突出的特點，即在於：“詩以寄其意”，或者說是以“意”為詩。這就是元好問說的：“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張戒也說：“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本以言郊居閑適之趣，非以詠田園。”他們都指出陶淵明寫田園之景乃是寄托胸中之“意”。這個“意”，從本質上講，就是詩人所追求的壹種理想生活境界。陶淵明是壹個精神生活非常豐富的人，實際生活的痛切體驗和老莊崇尚自然思想的深刻影響，使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生活理想：他主張任真自得，認為精神上的壓抑和束縛都是違反“自然”的，故而視官場、仕途為“塵網”、“樊籠”；他反對欺詐和虛偽，向往壹個世風淳樸、篤厚的社會，認為人與人之間應當真誠友愛，“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雜詩》）；他反對浮虛放縱，認為“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和劉柴桑》），提倡過儉樸而充實的生活。總之，這裏沒有暴力、虛假，有的只是淳樸天真、和諧自然。這樣的理想境界與他從小熟悉、喜愛的田園情景十分相近。在長期清貧、寂寞的耕讀生活中，詩人更是不斷地從自己切實的感受中去挖掘田園生活內在的、質樸的美，以此獲得精神上的支持。就象他從“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飲酒》其五）中領會到“真意”壹樣，詩人也在或弄琴讀書，或斟酒自酌，或灌園種蔬……這種自然淳樸的田園生活中得到精神上的滿足，仿佛走入了理想境界。所以他說：“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和郭主簿》其壹）
總之，陶淵明歸隱早期的田園詩在反映現實的時候，往往采用壹種特殊的方式，他筆下的田園風光既是正常的農村生活中的尋常景象，又無壹不經過詩人生活理想的洗滌。這些和諧自然的田園詩篇，作為“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停雲》）的黑暗現實的對立物，反映著詩人對理想境界的不倦追求。同時它們又是以詩人實際的田園生活為基本素材，生活理想與生話實踐的巧妙融和，使他的田園詩具有壹種特殊的魅力。當我們了解了陶淵明創作田園詩的背景及表現手法上的特點之後，就不致於輕率地批評它們“粉飾現實”了。
此外，如果我們同意作家“反映人民疾苦”可以有多種形式，那麽就應該承認陶淵明的田園詩，尤其是他歸隱後期的詩歌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雕零殘破的情景。如《還舊居》、《和劉柴桑》等。特別是陶淵明在經歷了“頗為老農而值年災”的生活煎熬之後，有不少詩歌寫到了自己日漸困窘的境況：“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抱長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有會而作》）等。陶淵明盡管清貧，但畢竟是“爵同下士，祿等上農”（顏延之《陶徵士誄》）的士大夫，他尚且陷於如此淒慘的境地，廣大農民的困頓不堪則是可想而知了。
陶淵明雖然被人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但實際上他與當時那些“充隱”之士是很不同的。首先他是真正不要當官，真心實意地“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感士不遇賦》）。其次，他也不象崇尚玄勝之談的士大夫那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雲樂”（謝靈運《齋中讀書》），而是堅定地把歸隱之後的生活理想、人生道路落實在“躬耕自資”的行動上。因此，描寫詩人在勞動中的種種感受就成了陶淵明的田園詩的壹個重要內容。
首先我們可以從他的田園詩中看到他對人生和勞動的質樸的看法。眾所周知，歷來統治者都鄙視勞動，魏晉以來的士大夫更是“恥涉農商”（《顏氏家訓·勉學》）。陶淵明卻從“簞瓢屢罄，絺绤冬陳”（《自祭文》）的生活中認識到，孔子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話不符合實際。在《勸農》詩中，他委婉地批評孔子不問耕耘，董仲舒不理園事的態度，說：“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如我之輩，怎能“曳裾拱手”呢？在他看來：“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盡管他不可能認識到人民的貧困主要是階級剝削造成的，“勤”未必“不匱”，但是他從“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這壹平凡樸素的道理出發，強調人人都應參加勞動。這對於古今恥涉農務之輩，實在是振聾發聵（kuì）的至理名言。
正是基於“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的認識，陶淵明開始參加農業勞動。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就忠實地記錄了他第壹次走向田野的興奮心情和對於勞動的新鮮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