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講的“義”代表著“道”和“至善”，把“義”提到了壹個突出的高度，這與孔子僅僅突出講“仁”和“禮”形成明顯差別，從理論上說，從孔子的“殺身成仁”到孟子的“舍生取義”意味著道德理論從理想化、內在化向現實化、外在化轉變，由註重道德的自願原則到註重道德的規範原則的變化。孟子認為應該把“義”推而廣之，貫徹於壹切行為之中，自持自愛，自尊自重，這樣，無論走到哪裏，做什麽事情都會自然而然的合乎“義”的要求了。進壹步講，人們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具體之人，在社會中充當著形形色色不同的角色，被社會賦予了各不相同的內涵，因此，孟子說：“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盡心上》），“非其有”的標準就不能僅僅是抽象的人格、氣節、尊嚴等精神追求，還應該是社會賦予每壹個人的具體職責和義務。這樣，“義”就是關於天下國家秩序的原則和規範，這種原則和規範賦予每壹個人在社會中的具體職責、義務和行為規範，即名分，人們的行為符合“名分”即是“義”，否則就是“不義”。孟子反對的是大家都將“仁義”拋諸腦後而把眼睛緊盯在“利”上，反對“見利忘義”和“後義而先利”。他認為，如果人人都“懷利以相接”，“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告子下》），那就會導致人們不顧廉恥，互相傾軋，天下大亂。因此他提倡君子應該做到“仁民而愛物”（《盡心上》），在“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況下，要舍利取義、“舍生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