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文藝工作者，我們是抗日的戰士。”采訪賀敬之時，他唱起了魯迅藝術學院的校歌。抗戰期間，魯藝用它精神的養份滋養了賀敬之，讓他成就了詩名。因此，說起抗戰，提起魯藝，賀敬之如此激動，是可以理解的。
追尋理想的坎坷之路
少年時的賀敬之在山東嶧縣(今屬山東省棗莊市)北洛村私立小學讀書時，就開始接受先進思想的教育。那時候，抗戰雖然還沒有全面爆發，但是日本已經占領了整個東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聲已經遍及華夏大地。賀敬之說，那時候，學校裏有幾位老師非常活躍，他們是地下黨還是進步青年，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們對我們幼小心靈的影響是深刻的。在這些老師的教導下，賀敬之學會了唱《蘇武牧羊》、《漁光曲》、《大路歌》等歌曲，但引起賀敬之興趣的還是文學。當時學生的新教材中有相當多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像魯迅、巴金、蔣光慈、葉紹鈞等壹些進步作家的作品。國文老師很喜歡給同學們介紹壹些課外讀物，沒有課本，他們就親自刻版印教材。
後來，在老師鼓勵下，同學們組織了拉丁化新文字學會，賀敬之是會長。賀敬之代表學會用拉丁新文字給北京拉丁化新文字總會寫信，宣告學會的成立，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總會很快就回了信，給賀敬之他們熱情的鼓勵，還寄來了壹些讀物，裏面有關於南方農民生活困苦情況的連續報道，特別是紅軍長征、西安事變的消息。在讀這些作品的過程中，在老師的講解輔導下，賀敬之幼小的心靈中，萌發了向往革命、向往進步的思想。
1937年，13歲的賀敬之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兗州簡師學習。可是山河破碎，國土上已經沒有壹塊能放下課桌的凈土。不久，簡師南遷，賀敬之因為年齡小，被迫退學回家。當他在家萬分苦悶、各方打聽母校遷移去向的時候，臺兒莊戰役打響了。賀敬之回憶說，戰場雖然沒有涉及他所在的村莊，但是每天都會聽到十幾裏外隆隆的炮聲，看到炮彈爆炸後的亮光和彌漫的硝煙。站到村邊的山頭上，就能清楚地看到戰場上的情況，坦克就像蟲子壹樣在蠕動。村莊不是戰場，但卻是軍隊來往和難民逃亡的所經之路，從他們的口中，賀敬之了解到了戰爭的慘烈情況，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這讓賀敬之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
看到原本美麗的家園在戰火中滿目瘡痍，聽著祖國大地在敵人踐踏下的痛苦呻吟，年少的賀敬之感到不能靜靜地等下去了，他決定去尋找母校。當聽聞山東的學校都流亡到湖北，成為“國立湖北中學”的時候，賀敬之找了五個人壹起去尋找母校。經過壹番艱險之後，五人終於找到學校。賀敬之說，湖北屬於第五戰區，當地的文化活動
很多，到處在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學校裏幾乎不怎麽用正規課本，我當時最感興趣的是文科，喜歡閱讀壹些進步書籍。學生們也經常自發組織去辦壁報、演救亡戲劇。賀敬之說，當時對國民黨是真抵抗還是假抵抗就非常懷疑，後來聽壹位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講述了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對國民黨的不抵抗和指揮無能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心中更加厭惡國民黨。
1938年，由於國民黨軍隊即將從武漢撤退，流亡學校也隨之轉移。賀敬之隨著學校的師生們經過陜南，來到了四川梓潼的分校。在流亡的路上，許多同學都隨身帶了壹些進步書籍和刊物，這些成了賀敬之寶貴的精神食糧。壹路上，只要有時間就看書，讀了《大眾哲學》、《新華日報》等進步書刊，了解了紅軍是怎麽長征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是怎樣壹所學校，賀敬之的革命意識進壹步增強，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賀敬之說，他非常喜歡艾青和田間的詩，每次得到兩人的詩集就壹氣讀完，而且反復背誦，能搜集到的詩，幾乎都能背下來。與此同時，賀敬之和其他四名同學***同創辦了《五丁》
壁報，來宣傳抗日救亡。在梓潼，他開始了散文、小說和詩歌的寫作，把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對國民黨政府軟弱的鄙視，對革命事業的向往，用文字痛快地表達了出來。《朔風》發表了他的長詩《北方的子孫》 ，《大公報》發表了他的抒情詩《夜，是深沈的》，《新民晚報》副刊也發表了他的許多詩歌。賀敬之說，當時寫的詩歌很多，可是保存下來的很少，好幾首長詩的草稿都遺失了，但是在民族革命、民主意識的指引下，前進的道路壹天比壹天明確，也越來越熱愛文學。 1940年，懷揣著對理想的追求、對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賀敬之和四名同學在春天的晨霧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壹切在賀敬之的眼中是那樣的新鮮，潺潺的延河水，巍巍的寶塔山，滿臉笑容、身穿灰色軍裝的人們，這壹切把他領入了壹個新天地。到了延安，賀敬之交了自己在來延安途中寫的組詩《躍進》 ，正是這組詩顯現出他在詩歌上的才華，使得魯藝文學系的主任何其芳決定錄取了他。
《講話》精神滋養的才情
在延安，賀敬之如饑似渴地吮吸著知識的養分，舒展著自己的詩情。在魯藝，周揚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課、周立波的《名著宣讀》課、何其芳的詩歌課是那樣的精彩，讓他感到，知識的海洋是如此廣闊，有如此眾多的美麗浪花。那時候，延安經常舉行壹些詩歌朗誦會，賀敬之很喜歡參加這樣的活動，他寫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詩歌。1941年，日本侵略者瘋狂地對根據地進行掃蕩，國民黨掀起了反***高潮，受時代的影響，賀敬之的創作視角逐漸深入到階級的苦難中，他接連不斷地寫出了許多關於農民題材的詩篇，《小蘭姑娘》、《紅燈籠》等作品贏得了大家的喜愛。
但是對賀敬之創作活動產生巨大影響的是1942年毛澤東同誌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是中國文藝史上出現的壹次偉大歷史事件。賀敬之認為，《講話》是在總結了“五四”以來，包括根據地以及蘇區乃至國統區等地的革命和進步文藝的實踐經驗上提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綱領，是宏觀的社會主義文藝學。《講話》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形式，滿足了賀敬之的思想理論的需要。
《講話》發表後，根據地開始了新秧歌運動。1943年到1944年賀敬之壹直為秧歌隊寫歌詞，擔任秧歌劇的文字執筆，也單獨寫了壹些秧歌劇。賀敬之在這個時期創作了不少歌詞，傳唱至今的歌曲《南泥灣》就是由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為慰勞三五九旅而創作的。創作於1943年的歌曲《翻身道情》，真實而生動地傳達了陜北農民在***產黨的領導下“團結鬧翻身”的火熱情感。由於這首詞沒有署名，長期以來被誤認為是地地道道的民歌。這個“誤會”恰恰證明了作者深入陜北農民生活，體驗陜北農民情感，學習陜北農民語言的成績。賀敬之已經用中國
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寫出他們對新生活的新感受。賀敬之還寫過小秧歌劇《瞎子算命》 、《拖辮子》，中型秧歌劇《周子山》 。
說到秧歌劇，就不能不提到歌劇《白毛女》。賀敬之說，創作《白毛女》是在1944年下半年開始的，當時他參加文工團已有兩年時間，是在經過深入生活和參加秧歌劇創作的基礎上接受創作任務的。當時，周揚和張庚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傳奇故事為題材創作壹個表現人民鬥爭生活的，具有創新意義、民族化、群眾化的新歌劇。《白毛女》雖然有現實的故事作為依據，但是要把它轉化為藝術作品，需要創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藝術創造力。《白毛女》上演後，反響非常強烈，觀眾們不住地擦眼淚，哭成了壹片。在那個年代，《白毛女》以它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萬萬受壓迫、受剝削、受蹂躪的中國勞動群眾產生強烈的***鳴。它不但在當時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藝術魅力感染、教育著壹代又壹代的中華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