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隋唐關中門閥為首的政治勢力統壹中國，重演了各政治力量消長變化過程。重婚姻門第的山東舊族漸被重官階爵祿的關中軍功貴族所取代，隨之而來的，是選官制度的變化。科舉取士，擴大了壹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仕途之路，在現實的秩序中突破了門閥士族的權力壟斷，強化了廣大知識分子入仕參政的願望。他們帶著不懈的熱情去建功立業，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文學做為反映現實最敏感最直接的情感表達方式，詩歌更是先聲奪人。總觀盛唐詩歌，是對現實人生的樂觀感受和充滿青春昂揚熱力的執著。帶著這種情感去觀照自然，同時便是壹種移情於自然，歌頌自然的強烈情緒體驗，它少有壹種沈重的現實內容，更多是壹種抒發內心歡快、充滿健康生活情趣的審美感受，這是盛唐詩歌的主要藝術特色和美學風格[1]。這是將內在本質力量與優美的自然景象，自由地轉化為美的藝術形式，來表現剛健的時代精神。這是先秦以來天人合壹、人與自然相融的傳統文化精神的體現。這是《詩經》以來比興手法的圓熟運用，是南朝詩歌韻律形式的極致發展，是極盛的時代精神所顯現的生命力的外化和對象化，是民族強盛時社會心理的最佳表達方式。
與這盛唐之音同壹氣象，反映同壹時代風貌的便是草書、音樂、舞蹈的盛行。書法做為“達其情性，形其哀樂”的藝術手段，借助草書特別是狂草的盛行，而達到了與詩歌並行、與自然同美的藝術境地。張旭、賀知章、懷素等人的草書，流走飛逸，迅疾駭人，將人生的喜怒哀樂痛快淋漓地傾註於筆墨之間，成為當時書法的時代風貌[2]。唐代的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都達到了空前的規模，長安已成為國際的大都會[3]。不同區域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服飾等紛紛湧來，在長安這個中心舞臺上表演展現。“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壹樣，自由馳使，絕不介懷”[4]。在這樣壹種時代氛圍中，唐人廣泛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精華，予以再現和創造。玄宗朝，由於前代的積累和玄宗本人的好尚，音樂、舞蹈格外發達。廣泛吸收各族樂曲和樂器，並設左右教坊和梨園，掌樂舞之事。當時樂師（音聲人）有10027人，散樂藝人也有千余人[5]。我們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三大舞所表現的內容的變化，可以看出唐代由創業到鞏固政權和安定後的享樂、歌舞升平的變化。多樣化的舞姿和群舞的盛行表達出歡快喜悅的心境，而少有傷感哀怨失落悲憤的愁緒。
至於盛唐的繪畫藝術，“亦壹變陳、隋、初唐細潤之風尚，以成雄渾正大之盛唐風格，而見空前之偉觀”[6]。玄宗本人擅以墨色畫竹，也為壹時之勝。盛唐繪畫特點有二：壹是佛教繪畫，脫去外來影響，漸具民族風格，以“吳帶當風”為其代表，偏重寫實，向風俗畫發展；二是山水畫法漸獨立，且分南北兩派，分別以王維和李思訓父子為代表，王維的南派融解禪意漸發展為後代的文人畫。值得註意的是，唐人詩畫中關於馬的題材甚眾，如曹霸、韓幹、陳閎、韋偃等皆是畫馬能手，詩人杜甫更與幾位畫家過從甚密，畫家們每有新作必請他鑒賞題詩，留下了多首詠馬之作。這主要是由於唐代開拓邊土對外戰爭的需要，十分重視馬匹的畜養，開元初年的禦廄養馬二十四萬匹，開元十三年增至四十三萬匹。正是這種開拓疆土、邊塞立功的現實需要，才有詩畫題材大量地反映這壹時代內容的現象。
在盛唐時期各種藝術形式由於時代的需要，每壹種都得到了極致的發展，且大都表現著反映著大致相同的時代內容：這就是謳歌自然、狀寫人生、感嘆人世間的歡樂、傷感和憧憬，借各種藝術形式表達內心的情感和現實體驗，構成壹幅渾厚雄壯的藝術畫面和充滿壯美的藝術意境。
由於經濟繁榮和國力強盛，也由於科舉制盛行而帶來的廣大知識分子的仕進願望十分強烈的社會氛圍，唐人的心理狀態、精神風貌和價值觀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與客觀外界接觸時，產生了壹種主體本身的需要和對客體價值的壹種新的積極的肯定判斷，這表現在盛唐人大都把帝國的命運同自身的前途做為壹個同構體來看待，普遍地眷戀世俗生活。《太平廣記》中有關李林甫不願放棄富貴享受去學仙道[7]、秀才李俊二十余年未曾及第仍不肯放棄仕祿追求[8]的例子便是明證。“仕”、“婚”，成為唐代知識分子的兩種主要的人生追求。《太平廣記》及唐人各種筆記小說，為我們展示了唐代文人和壹般百姓世俗生活的各種場面和多幕劇。諸如嗜酒豪飲、挾妓歌吟、郊遊遠行、擊鞠下棋、占蔔相面、品茗賞花、鬥雞走馬、雜耍百戲等不勝枚舉。與這種對現實生活的依戀相關聯的是唐人重信用和忠義的行為準則，少有魏晉時那種人生無常、世事多變的感喟，這是由於對現實的滿足而引發出的對人事交往的重視和肯定。這與強盛時漢朝人的壹般心理頗相契合。唐人也總愛自比於漢人[9]，以漢代的賢主名臣來比附當朝或者對比切近的人生經驗和行為方式。這裏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唐代是關隴貴族建立的政權，自西而東、自北而南建立壹統王朝。南方自東晉始就壹直被看做同時自認為是華夏漢文化的正統。唐統壹全國後，急需標榜正統，因此，壹方面推出老子為遠祖，同時文化上承繼南方，唐初壹切制誥文體皆用四六文，使人們承認自己是漢文化的正統繼承人。這是壹種深層的歸屬心理，同時亦是民族自尊的表現。古文運動反對宗教迷信，去豪華見真淳，汲引西漢乃至先秦文辭，變革儒學，以道統與佛學抗爭；由四六文而古文，更由形式到內容，正反映唐人對民族自尊認識的深化。這種變化客體以認同自我的心態正是唐人逐漸確定了的價值觀念。
前期唐人的婚嫁觀念也有變化，不似南北朝重門第，離婚再嫁之事屢有發生[10]。尤其在公主的婚姻上反映最為明顯。唐嫡親公主211人，代宗以前99人，其中三嫁者4人，再嫁者23人，占四分之壹強。民間改嫁離婚之事筆不勝書，而且由女方提出離異的也不在少數。說明唐皇室做為西北胡化較深的貴族，統壹中原後壹時又未盡漢化。他們抑制山東士族，對婚姻禮法觀念也產生影響。同時各族間融合頻繁，也難有統壹嚴格的規定，因而造成前期在婚姻關系上較為開放，少有約束。
二
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破壞了生產力與社會生活，同時唐代社會政治經濟的壹系列變化，也影響到文化的發展。“安史之亂”象壹副清洗劑，使許多變化變得清晰了，表現出與前期不同的文化內容。
如果說，唐前期文學藝術所表現的時代精神風貌是對空前高漲的社會繁榮的樂觀展望，那麽經此大動亂，則發展為相對深刻的揭露抨擊現實的內容。它打破了詩人們樂觀的期望與理想，而變為對現實、人生的重新審視。中晚唐經歷了由中興熱望到有感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權沒落的哀感。帶著傷感的審美情趣，使詩歌的直接性和哲理性向縱深發展了，到宋代詩歌更以深邃、富有哲理見長。中唐的大歷十才子，已不象盛唐人著重總體感受的抒發，而偏重細膩的心態描寫；山水詩也不多以雄偉奇險取勝，而以境界淡遠深冷見長，偏重於工整精煉的藝術技巧和形式。反映社會現實最為深刻的當為“詩史”杜甫，其詩歌藝術形式規範有加，對詩律要求更嚴。壹種規範和秩序的強調，顏字、杜詩、韓文成為這壹時代要求在文學藝術上的代表。韓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隱、杜牧、皮日休、陸龜蒙等皆崇杜抑李，元稹評李杜優劣，即認為杜甫博采古今、涵孕各體，無人能超；而對李白則極盡貶斥，“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11]。這可代表中唐以後壹般文人的審美觀。如果說唐前期詩緣情論占上風，此時則言誌論重新擡頭，註重詩的社會功能，而忽略對審美規律、審美特征的探求，到宋代更發展了美善相兼的功能詩評，傳統的儒家詩教重新取得了文學理論中的統治地位。
中唐繪畫，以筆墨神趣為主的南宗山水畫有所發展，出現了韋偃、王宰、張zǎo＠①、王洽等畫家。題材由盛唐的宗教百圖，發展到仕女牛馬，山水花鳥漸趨成熟。世俗人物畫也突破了單純對封建倫常的宣傳，出現反映仕女壹般日常活動的張萱、周fǎng②的畫。再如韓huàng＠③，《宣和畫譜》所錄36件作品，大多是描寫農村生產生活情況的，這比盛唐的總體直觀感受進了壹層。安史之亂後，宮廷樂工流放各地，大型樂舞的規模很難恢復，只在宮廷中還存有壹些規模很小的單人、雙人舞，盛極壹時的音樂舞蹈隨著帝國的衰敗已不復振作。
平定“安史之亂”後，肅宗、代宗朝漸次加強了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和社會文化的控制。儒家思想做為壹種有利的統治思想重新被肯定。鹹通中進士皮日休上書請立孟子，表明了這壹趨勢，出現了經學更新運動。由唐前期對孔子和經典的懷疑（如劉知幾等）到後期重新確定孔孟在思想文化上的統治地位，這種變化是以社會動蕩後統治者要求調整生產和社會關系，加強控制的社會內容為背景的。與官方思想控制相反而做為互補，是中經動亂後，士大夫們都在尋求填補心靈空白的填充劑，退守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兼濟的熱情和仕進的願望讓位於對宗教神靈的信仰。同時佛學本身的發展也走過了與儒學殊途同歸的歷程，完成了中國化的演進過程。前期的天臺宗、三論宗、唯識宗等由於過分拘泥於印度宗教的形式，在中唐便相繼消隕，而繼起的華嚴宗特別是禪宗，由於變異為中國式的宗教因而得以有長足的發展，宋明理學正是以傳統儒學為主體吸收禪宗精神和道家思想，成為封建後期思想的主流。
後期政權中山東士族等官員成份增加，同時大批新的官僚出現，要求壹種新的秩序來保障其地位的穩固，禮法觀念重新反映到整個社會。帝王開始提倡守節操，宣宗規定：“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12]公主如此，社會自不待言。宋明理學家們更重貞節，反對再嫁。可以說唐後期是宋明理學重振綱常倫理的前奏，忠教節義為後期士子們遵從的主要行為規範和價值原則。
這些深刻的社會變化，也反映到人的最高關系即法律關系上，統治階級恃其居於統治地位，以強制性手段對危害其利益者予以懲罰。後期法制具有過渡性質。唐政府放棄了對整個帝國實行統壹法律的原則，也不再有壹部象初唐實行的具有絕對權威的行政法[13]。據劉俊文先生研究，唐朝前期十六次立法活動，除壹次外，其余十五次皆以修律、令、格、式為主要內容，頻繁調整，以適應統治需要；而後期七次重大立法活動，主要是編纂格後敕和刑律統類等有較大的靈活性的法律形式，以應付動蕩變化的局勢。同時，後期法律也日趨保守，對祖宗之法難議刊改[14]。從法律條文制敕內容上的諸多變化和增改上，可以照察後期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法出多門、政局混亂等時代內容。
三
盛唐時期是歷史上對古今中外各種學問知識信仰進行融匯、總結、歸納、整理、輸出輸入最繁盛的時期。因而從文化意義上說，更多地具有轉變時期的特點。在七到十世紀的世界歷史上，構成了人類文化的主體之壹。
1.盛唐文化的發展，同封建政治經濟在唐中葉的變化同頻***振，走完了由封建前期向後期的過渡歷程。唐前期政治開明，經濟繁榮，文化上較為開放，廣泛吸收中外優秀文化成果，更多承繼南北朝以來玄學思潮，佛教影響愈演愈烈，廣大民眾的價值選擇較為自主，從而創造了封建時代豐富多彩的高峰文化。後期經時代動蕩和統治階級對經濟和社會關系的調整，壹種對秩序的要求，傳統儒學生命力再度顯現，逐步上升為壓倒其他的思想力量、占統治地位的價值取向，並向宋明理學過渡，補充了儒家哲學的傳統命題和範疇，與後期中國封建專制集權制度的高度發展並駕齊趨，構成雙駕馬車，加強了封建的統治。
2.盛唐時期是南北文化的融匯時期，並且完成了南北文化的合流。先秦時百家爭鳴，老莊及屈原等代表的南方楚文化，主要與北方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齊魯文化形成對峙局面。秦漢時國家的統壹，南北文化也加快合流步伐，漢文化更多地表現出南方楚文化的特征[15]。東漢特別是魏晉，北方文化有所發展，曹魏時的文學為其代表。西晉末年戰亂，文人紛紛南遷，北方多被落後少數民族統治，南方文化發展迅速，並從總體上超過北方。以致當時無論南北都認為南方文化為華夏正統。隋煬帝由北方統壹南方，仍大量推崇南方文學。唐初壹切公私文書，皆用四六文。後來古文運動漸起，北方文風取得優勢。同時唐前期宰相十分之九以上皆為北人[16]，此亦對文化上的消長變化起幹預作用。《五經正義》的編篡，正表明經學上的南北統壹，且多用南朝人義疏。外來佛教文化的沖擊，也加速了本土地方文化的合流過程。
3.盛唐時期也是傳統文化中文化創造傳播者身份地位發生變化，分層文化明顯化的時期。官方的文化壟斷不斷被打破，民間文化有了大發展（特別是後期）。漢代的經術取士，使文化創造傳播更多地為累世家學和博士所掌握，魏晉時的高門世族同時也是文化的正統繼承者和壟斷人，文人學者的社會地位只決定於他們的門第和官爵，而不在於學問本身。因此他們對於後來研究者觀察時的影響是：時代的差異多於個性的差異。反映的是大致相同的社會階層和地位的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因而反映文化層面必然較少。唐以科舉取士，使寒素文人知識分子皆可憑其文才學問近似平等地取得政治社會地位，從而改變了政權結構。大量代表知識分子階層的文化出現，學派的產生、人才群體的湧現便是明證。同時市民文化有所發展，這種與官方文化不盡相同的文化，反映著文化中間的不同層次內容，頗具個性明顯的特征，使文學藝術流派紛呈，頗為繁茂。
4.盛唐時期又是傳統學術文化不均衡發展的極致表現時期和科學文化的轉折過渡期。中國傳統的重人文、重文學藝術、輕科學的文化特征，唐代有充分表現。文學藝術、史學高度發達，自然科學相對落後。李約瑟認為：唐代是人文主義的，宋代則較偏重於科學技術方面。到宋代，“深奧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詩，哲學的探討和科學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術上，宋代把唐代設想的許多東西都變成了現實”[17]。以數學為例，唐代數學著作僅三、四種，宋代多達五十多種，唐以前幾何學為中心內容向宋元代數學的過渡，唐代是壹個轉折。唐代人文學科的片面深化，缺乏哲學和科學技術的相應成比例發展，因此從文化總體發展水平看，盛唐文化似不如宋代。前輩學者陳寅恪、鄧廣銘先生論之頗詳。
5.盛唐文化做為創造主體除了對前代的傳統文化加以繼承、詮釋、理解，依時代的需要和統治的要求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使其具有顯明的個性特征外，還對各種外來文化進行融匯、消化，並弘揚以為己用，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壹部分，這是盛唐文化發展的另壹重要特征。唐初是中外交通最頻繁、來往最密切的時代。並且每次往來都多少與文化有關。以宗教為例，除佛教外，還有多種宗教傳入。貞觀九年景教僧阿羅本由波斯來到中國，於義寧坊立大秦寺，是為景教傳入之始，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景凈撰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頒並序》。永徽二年（651年）唐正式與大食通使，伊斯蘭教隨商人傳入，到貞元十四年（798年）止，大食國遣使至唐達37次之多[18]。襖教，先傳入今新疆境內的於闐、焉耆、疏勒、高昌，武德時在長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襖祠，貞觀時崇化、禮泉、普寧、靖恭諸坊都立襖寺。武後延載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誕持《二宗經》來朝，為摩尼教傳入長安第壹人，大歷三年（768年）準許回鶻在長安建摩尼教寺。這幾種宗教，皆與佛教壹同在“會昌法難”中遇到禁毀。
從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情況看，每個文化主體多是立足於本體的需要，依本體的文化結構有選擇地吸收外來文化，具有較強的實用性。與唐處於同時代，尚有幾個較大的文明區。周圍的附屬性小國，從屬於這個大的文化系統。它們有著不同的認知、價值、規範和審美系統，使其各具不同的特點。對它們各自的文化內容和相互影響的研究，可以完成對中古世界文明的總體把握和認識，從而能更清楚地認識唐代文化的地位。
南亞的印度文化圈。文化的中心內容是佛教和婆羅門教，所有的專門學術都由神學發展而來。梵文文學有所發展，梵文戲劇有十余種之多。數學與天文學關系密切，代數學有較高發展。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聖使（亞雅巴達）提出了地球繞地軸自轉的主張，並對日月蝕現象有近似科學的解釋。當時唐代對印度文化的吸收重在佛教和天文、數學、醫學知識等內容。
阿拉伯地區以其優越的地理方位，吸收了中國、印度、希臘的文化遺產，從七世紀到十三世紀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科學文化，在世界科學史上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其主要成就表現在天文學、醫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地理學等方面，為當時世界上科學發展的高峰。此外哲學、文學、史學也有相應的發展，大批阿拉伯商人把乳香、木香等藥物、藥方帶入唐朝。但有唐壹代對其發達的科學文化卻少有吸收，這不能不說是壹件憾事。
中世紀西歐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使基督教以教皇為中心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世俗學術哲學、科學、文學等都成了神學的附庸。“自然知識只有在它是壹種啟發的工具，可以證明教會的教義與《聖經》的章節時，才被重視。”[19]教育純為教會服務，但所開文法、修辭、邏輯（初等三科）、算術、幾何、天文、音樂（高等四科）7門課程，卻有利於文化的延續、普及。當世俗學校大量建立後，出現了知識的復興。與唐的交往很少，基督教的壹支景教在唐時傳入，但影響很小。
當時唐朝做為與這三大文明區並列的東方文化中心，深深影響著周邊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發展。象當時日本、朝鮮的學校教育，從課程到考試內容和教材，都與唐代相同。日本當代史學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書中頗為中肯地寫道：“唐代的文化是與印度、阿拉伯和以此為媒介甚至和西歐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學習唐朝也就間接地學習了世界文化。”中國文化由於其大陸性的特點，自發性獨創性較大，因而封閉性也比較明顯。古代中國只有唐代受外來文化的沖擊最大，與外界接觸最多，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最具有開放性。本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先生在構思《楊貴妃》劇本時曾有如下的想法，即覺得“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系的文化把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的崇拜或輕易的唾棄。這正是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態度”[20]。魯迅先生的這壹看法，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
總之，觀察盛唐文化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唐前期較具開放性，後期則逐漸收斂，經歷了由放而收的時間歷程。後期更象是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間的過渡期和波谷，因而真正具有唐代社會時代特征和個性特點的應是前期的盛唐文化。無論從文化層面還是文化部類上看，都帶有區別其他朝代的獨特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