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充滿理想的現實主義情懷王維詠史詩不多,但與其山水田園詩風貌完全不同。李陵詠之詠李陵、偶然作六首之詠楚狂與陶潛、夷門歌之詠俠士侯嬴,都寫得慷慨豪邁,既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意氣,又有重個性、任天真的理想主義情懷。且看兩例,壹是李陵詠：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
結發有奇策,少年成壯士
長驅塞上兒,深入單於壘
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
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裏
將令驕虜滅,豈獨名王侍
既失大軍援,遂嬰穹廬恥
少小蒙漢恩,何堪坐思此
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
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
這首詩主要是把李陵作為壹個悲劇英雄,刻畫李陵的悲劇命運。詩人寫李陵的出身名門、少年壯氣、征戰沙場,都寫得飛揚壯大。而對於李陵的結局,又讓人不能釋懷。本為投軀報國之士,卻成為背恩忘恥的罪人,他的深衷欲有報,除了蘇武又有誰會相信？世間有甚於死者,莫過於背負壹個千古不赦的惡名,與殺身成仁相比,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劇。詩人對李陵且嘆且憐,表現出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觀。然而詩人雖感嘆卻並不哀傷,依然以頌詠英雄為主調,讀起來壯氣十足,呈現出特有的盛唐氣象
再來分析其夷門歌：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
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為贏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
亥為屠肆鼓刀人,贏乃夷門抱關者
非但慷慨獻良謀,意氣兼將身命酬
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這首詩吟詠的是士為知己者死的侯嬴和朱亥,主要突出壹種豪俠意氣。以12句***84個字,敘述了魏無忌信陵君與京城大梁夷門小吏侯嬴之間的故事。壹方是信陵君真誠的禮賢下士,壹方是侯嬴輕生命、重義氣的高風相酬。在簡潔的詩句裏,形象地塑造了歷史上這兩位人物的高大形象,其中也寄托了詩人的義氣豪情。參照前壹首,可以看出王維詠史詩中激揚慷慨的現世情懷,與山水田園詩中寧靜淡泊、萬事不關心的詩人形象判若兩人。這些詠史詩多創作於詩人較關心社會現實之前期,由此可以看到王維作為封建士大夫更為真實的壹面
2.融入個性化的議論王維詠史詩的另壹個顯著變化就是融入了更多的議論。詩人個性化的敘述,有時就是個性化的議論,比較典型的是西施詠：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
朝為越溪女,暮作吳宮妃
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
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
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
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
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其中既有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這樣精辟的議論語,又處處以敘為議,主體的情感態度蘊含在個性化的敘述之中。由於詩中議論的加強,真實體現了盛唐詩人對歷史獨立思考的自我意識
總之,王維詠史詩的藝術特色較為鮮明,敘事精要,氣韻流轉,而又具飛動之勢。在王維詩中,歷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鮮明,審美意義更為突出。對於他所吟詠的歷史對象,王維有著深入親切的體察。他要表現的不是歷史人物的外在形跡,而是其個性、精神與內在的情感。因此他完全摒棄了初唐詠史詩敘、贊式的體例,不對人物事跡作直接的敘述,而是集中筆墨來突出歷史人物或事件的最本質,在敘述中融入了更多的審美創造。如其夷門歌中對朱亥、侯嬴豪俠意氣的刻畫,西施詠中對西施嬌驕之態的刻畫,偶然作六首之四中對陶淵明任性天真的形象刻畫,都形象生動,由外及內地表現了人物的精神境界,印象深刻
孟浩然的詠史詩創作由於孟浩然多年隱居鹿門,故其詠史中多以漢末南郡襄陽人龐德公作為題材,在詩中對不肯屈就於劉表而願意攜妻子登山、采藥的隱士抒發崇敬之情。題野人園廬題鹿門山登鹿門山懷古夜歸鹿門歌等,都是在詠龐公中融入了詩人的誌趣。如其登鹿門山懷古：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初識,浦樹遙莫辨。漸到鹿門山,山明翠微淺。巖潭多屈曲,舟楫屢回轉。昔聞龐德公,采藥遂不返。金澗養芝術,石床臥苔蘚。紛吾感耆舊,結攬事攀踐。隱跡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探討意未窮,回艇夕陽晚。壹改悲慨古人、賦寫滄桑的懷古模式,在清幽可人的山水描寫之中,緬懷東漢壹代名士龐德,表達了追步前賢的隱逸情懷。沁人心脾的山水美景與發人幽思的歷史感懷有機地結合,展現出盛唐因地懷古詩的獨特風貌
借歷史人物以寄寓心誌,是孟浩然壹貫使用的手法。他寫阮籍的嗜酒能嘯和擅長彈琴,竹林七賢的相聚酣飲,俞伯牙、鐘子期的尋覓知音,都是為了流露自身之狂傲。他在送別詩中時刻忘不了以陶潛的醉酒自比。盡管他有時說話非常灑脫,但真實的壹面卻是：林泉之隱並非可以壹了百了,他在尋求壹種不得解脫的解脫,而他在心裏,卻永遠離不開社會這個大實體
四、邊塞詩人的詠史詩創作盛唐邊塞詩人參與詠史創作的主要有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等,他們在詠史詩的創作上各有側重。王昌齡集中於歌詠宮殿苑囿的題材,有長信秋詞五首,擬托漢代班婕妤史事,其浣紗女,托意於吳越史事西施和鄭旦之事,寄寓了諷刺荒淫的主題。高適詠古詩側重詠古代將相、豪俠、思想家和音樂家,組詩宋中十首,分詠梁孝王、劉邦、景公、孔子、莊子、宓子賤、春秋五霸。其中對宓子賤的吟詠,寄托了詩人治國安邦的人生理想,反映了他重視以仁愛治國、追求政風清簡的政治願望。高適還把詠嘆主題集中於濟蒼生和安黎元方面,代表作三君詠歌頌了唐代三位功臣魏徵、郭元振和狄仁傑。以本朝人作為歌詠對象,可以算詩對張說的五君詠所創範例的承續。而邊塞詩人岑參則立足於王朝更叠、君臣遇合、士子命運的描寫
高適的詠史詩創作1.高適的生活經歷與儒家思想高適是壹位家境貧窮,長期困頓,拓略不拘,胸懷王霸大略,傲岸自負,氣質慷慨的詩人。高適生平主要分前後兩個階段,50歲左右是這兩段的分界。前段他很不得誌。李頎說他：50無產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群,不問君是誰。在這50年中又大致可分為北上薊門和浪遊梁宋兩個時期。在北上薊門以前,他20歲曾赴長安求仕,失意而歸。10年托身隴畝後,他為了尋求立功報國的機會,北上薊門。在北上途中,他遊於魏郡,睹物抒懷,寫了借古抒懷的重要作品三君詠,以後轉入浪遊梁宋時期。這壹時期直到天寶八年舉有道科為止。這時期,他壹面是漁樵孟渚野,另壹面是做富貴人家的賓客,即本傳所說以求丐取給。有時也到山東、江蘇等地漫遊,廣交朋友,投詩於達官貴人,尋找仕進的機會。長期的困頓,使他苦悶悲憤,但用世之心未嘗減退。他在詠史中寫道：尚有綈袍贈,應憐範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通過借古抒懷,表達了自己對前途的自信
此後就轉入詩人後壹階段。這個階段包括兩次入仕,這是高適個人歷史變化的時期。第壹次入仕是天寶八載,他的詩才受到宋州刺史張九臯的賞識,奏其所制詩集於朝,薦舉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適至此獲得壹個入仕機會,心情非常興奮,炎炎三伏天,他10日就趕到了長安。中第後,被專權妒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只授他壹個小小的封丘縣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縣尉的身份送兵出塞,到達清夷。安史之亂後,高適輔佐哥舒翰鎮守潼關,戰後,受蕭宗嘉獎,官至封疆大吏,成為天寶時期的顯達人物。由上可知,高適壹生追其功名,向往儒家修齊治平,最終也是功成名就。由於他經歷豐富,對社會認識較深刻,因此其詠史也多抒發懷抱和誌向
2.借漢喻唐,以表達對邊塞的憂慮和個人建功立業的大誌儒家入世思想是詩人的主導思想,高適的詠史詩,無論譏世刺時,還是抒發理想、感嘆命運,都貫穿著幹預現實和執著進取的人生精神。辟陽城詠嘆漢高祖時辟陽侯審食其與呂後私通的醜聞。近人劉師培讀全唐文發微壹文認為諷楊妃之寵兼刺元宗之色荒,看來並不為過。刺君主昏庸之作,如登百丈峰其二,講述晉武帝司馬炎因封宗室而釀造成八王之亂,以及因除去州郡而造成五胡亂華之史事,所詠與同觀陳十六史興碑之西晉何披昌,五胡相唐突用意相同,表現了詩人強烈的歷史憂患感。詩中還諷刺晉惠帝司馬衷因昏聵無能而導致諸王混戰,以致四海鼎沸,生靈塗炭。詩人陳述史事,分析亂因,其目的在於為本朝的統治提供借鑒
高適在詠史中擅長借漢喻唐,以表達對邊塞的憂慮和個人建功立業的大誌。他側重歌詠的是名將,如漢代霍去病、李廣和衛青等；他所欣賞的俠客有朱亥和荊軻等,這與其性拓落,不拘小節,朔氣縱橫,壯心落落的個性和豪情相吻合。因此在作品中可見他所詠人物,或憐、或悲、或贊的不同感情,並形成了直舉胸臆,氣骨瑯然,感賞之情,殆出常表的獨有風格。有人評說他的詩近於左思,是很有道理的。但也應看到,高適的作品,比左思多了壹份歷史滄桑感,如他模仿張說而作的鄴都引,以古城莽蒼饒荊榛,驅馬荒城愁殺人二句發起,吟詠魏宮的荒蕪和信陵君的賓客不再。詩中穿插了信陵賓客、俠客、行人,構成了意象的多層面特征。清人吳煊、胡棠唐賢三昧集箋註認為該詩開後人故跡憑吊詩之法門,從這點看,是左思等人所難企及的
岑參的詠史詩創作岑參是著名的邊塞詩人,他的詠史作品也成就頗高,他的詩基本不見敘史痕跡,而代之以對古往今來世事滄桑陵替的深刻感慨。詩人往往以特定古跡作為載體,通過富有象征意味的物象來寄托主體的歷史幽思,將同壹場所的時空相疊合,構成整體組合式的審美時空。如其登古鄴城：下馬登鄴域,城空復何見
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
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
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為誰來
此詩顯然比張說的鄴城引意象化程度更高。全詩采用壹系列古今結合的意象來組織時空,如像空城、東風、野火、飛雲殿、望陵臺、漳水、春色等。古今變遷、歷史滄桑就記載在由這些意象構築的境界中。城空尚有余殿,或令人想見昔日的繁華,而人去不可復知,可見生命之短暫。只有東風、流水、春色,年復壹年,不改初衷。當年曾為繁華增色,如今只堪伴人惆悵。這些寫景抒情的句子已遠遠超出對壹時壹事的感慨,進入到對歷史本質的解讀中,但這種解讀是通過審美意象所支撐的時空結構來表現的,因此更屬於詩意的解讀、審美的解讀。在岑參的詩作中,靠特定意象來結合古今、傳達歷史感悟的手法,已運用得相當普遍和純熟,如揚雄草玄臺司馬相如琴臺等,都將情與景、古與今結合得緊密而自然,表現了作者駕馭歷史題材的能力已上到壹個新臺階。這對於詠史詩在藝術上的定型具有重要意義
由上,盛唐時期的詠史詩,在封建社會少有的盛唐精神的感召下,表達了對國家盛世局面和君主豐功偉績的激情頌揚,濃墨重彩地抒發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豪情壯誌,以及對君遇臣合的由衷向往。雖然詩人們也會懷才不遇,但並沒有消沈頹靡的色彩,失意之中仍帶有奮發的人生意氣和時代精神。他們也會對社會問題給予揭露與批評,以沈著的理性態度探討歷史治亂成敗。但目的卻是懷著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的濟世熱忱,仍然表現出很強的入世精神。總之,此時期的詠史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題材開拓性,是在盛唐精神、氣象影響下文人心態的全面反映,展現了時代精神與文學的互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