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宗道的主要貢獻，是他針對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理論，“在館（翰林院）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明史·袁宏道傳》），他先後發表《論文》上下二篇，批駁了前後“七子”及其應和者違反文學發展規律，倡導剽竊蹈襲，復古倒退的謬論，他認為作家應“從學生理、從理生文”（見袁宗道《論文》〔下〕）。作家要加強思想修養，鉆研文學知識。隨著時代的進步，各個時代自然有自己時代的文學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以及那壹時代的通俗語言，這就是強調要正確理解文學與時代，古與今的聯系。袁宏道曾說過：“世道既變，文亦因之。”（《與江進之》），“代有升降，由法不相沿”（《敘小修詩》），認為“古有古之詩，今有今之詩，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說的都是同樣的意思。
《論文》上篇論文章主“達”，即清楚地表述心中所思、口中所說，認為“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意思是說言辭能否達意，是算不算文章的區別，必須要把文章寫得清楚明了，做到“口舌代心”說、寫壹致。古今文章不同，是由於古今語言變遷，今人視古人之文為古奧，誰又知道這在古代只是普通至極的街談巷議呢？如果身為今人卻刻意模仿古人，恰恰是違背了古人，是專求不達，作者認為：“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下篇論寫文章須寫個人胸中見識和真情，所謂“有壹派學問，則釀出壹種意見；有壹種意見，則創出壹般言語”，也就是“文如其人”。如果作者腦中先就空空蕩蕩無壹物，那“無意見”，那麽行文“則虛浮，虛行則雷同矣。”他又用戲子來打比方，“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模擬耳。”自然，這樣做的結果，是雖哭不哀，雖笑不喜，絲毫不能感染人。這兩篇之意不很深，但文章寫得深入殘出，形象生動，說理十分清楚，被公認為是在中國文學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文學理論著作，至今這種看法仍有壹定的進步意義。
三袁的散文，突破了傳統古文的陳規格局，自然地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而清新明快。其中，成就最大的要算山水遊記，他們幾乎遊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觀賞考察了文物勝跡，他們對風光景物，既獨具慧眼，又能妙筆生花，行文自然流暢，別具風格。我們古代遊記文本以記實為主，準確生動地把客觀景物描繪出來。柳宗元、蘇軾的山水遊記則筆端充滿感情，在記實描寫的同時增加了抒情性。三袁的山水遊記近於柳、蘇，但抒情性更為強烈，而且筆墨靈活，經常把寫景、記事、抒情、議論結合在壹起。在景物描寫上，不是面面俱到的寫實，而是用寫意法攝取客觀景物的神情，這樣就形成了清雋流暢，自然醇美的特色，這從袁宗道的《極樂寺紀遊》、《嶽陽紀行》、《遊西山》等可以看出，其中也時常流露出追求閑適的生活態度，如宗道的《小西天》，就寫出他遊小西天“如脫籠鳥”，“若歸故巢”的心境。表現了他涉足山水，借物求情的寫作特點，從而使他們的遊記文學達到了很高的美學境界。
三袁的遊記文中，固然寫到名山大川的奇觀勝景，捕捉其景物的某壹特征；但更多的是描寫各地風光的常景常情，諸如北京農家的村婦毛驢、麥浪柳花、豆棚瓜架，江南山林的水榭藕花、庭院閑話、漁歌答問，無不涉筆成趣。不求奇詭，而主淡雅；不嘩眾取寵，而以常情動人，是三袁遊記文學的另壹特色，公安派的散文，是晚明最有代表性的“小品文”。
袁宗道的《箋牘》，也是真性情流露的尺牘、傳記，在給親朋好友的書信中，真可謂“信口信腕”毫無拘束，抒發真情實感，擺脫任何俗套，字裏行間洋溢著天然情趣，如《陶編修石簣》，就是很有名士個性特色的書信。
吳越間名山勝水，禪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茗佳泉，被兄數月占盡，真不虛此壹歸。而弟也，躑躅壹室之內，婆娑數樹之間，得意地處可說，雖居鬧世，似處絕崖斷壑，耳目所遇，翻助愁嘆，乃知世外朋儔，甚至衣食，斷斷不可壹刻不會也。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鴝鵒，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即掣絳裂鎖，與之偕飛。……燕中求反，亦其艱難，近又尋得壹人乃諺與樸，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腸潔凈，眼界亦寬，第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亟口贊嘆……
從對陶石簣南歸數月遊山玩水，無拘無束生活的羨慕，抒發了作者向往自然之情。特別是讀袁宏道幾種詩文集後的心情，更可看出他們兄弟之間文學主張的誌同道合。而從對顏與樸的贊賞中，也表現了袁氏兄弟高雅脫俗的性情。文筆輕巧流暢、比喻生動形象。
袁宗道的詩大抵圍繞其個人日常生活，所見所聞，及朋友交往。他似乎是壹個性格比較平和的人，所以詩中很少激烈奔放的情緒，只是用淺顯，親切而又有些啰嗦的語言。記述日常生活，如《對酒》，是他在京城做官時所作，表達壹種閑逸的情趣和對山林生活的向往，在當時有許多人競相以古雅拗折的語裝腔作勢時，這樣的詩無疑是給詩壇帶來了壹些新鮮的氣息，更能代表其詩歌特色，是那些描寫自然風光，反映風俗人情，閑適意趣的詩篇，如《歸光》：旁傍青山曲，門當綠水斜。
長巒通畎澮，古木間桑麻。
吾欲學桑麻，將無逐及瓜。
還因歸裏日，預已惜離家。
家鄉青山綠水，古木桑麻，優美古樸的的景色，詩人感到格外親切，才剛剛回到家鄉，卻已有舍不得離家的惜別之情，這感情非常真摯，樸實而有新意，直抒胸臆，而獨出機軸，他寫的《食魚筍》、《新野道中》、《春日閑居》三首詩，也都流露了詩人的真性情，清新活潑。
袁宗道詩歌創作思想內容的壹個方面，對社會的危機、政治的黑暗、官場的腐敗，人民的苦難和願望，也有所體察。如《過黃河》，描寫黃河波浪洶湧的情景：“壹葉淩浩渺，沸波濺其上。鼓棹度中流，東西迷所向。雷車爭砰钅訇，雪屋互排蕩。”即是客觀景物的描摹，也是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狀況形象化的寫照。正是基於對當時黑暗現實的強烈不滿，他們三袁兄弟都以風雅自命，而對功名富貴表示厭惡。表達了對上“折腰俯首”，對下征收賦稅審訊囚徒的官吏生活無比厭惡，向往閑適自在，不拘世俗禮法的生活，袁宗道在同樣這首詩裏，就以黃河的驚濤駭浪比喻宦海的險惡：“宦海多風濤，絕勝洪河浪。”又在《將抵都門》詩中說：“只合尋鷗伴，誰令入鷺行。”《初春和陸放翁韻》中說得更坦率：“四十方強已厭官，催人頭白是長安。”
袁宗道及兩個弟弟——公安派的文藝思想與創作，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錢謙益說：“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壹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偉功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詩文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致天下耳目於壹新”。三袁掃除前後七子復古主義對文壇的影響，改變詩文風尚，形成以清新輕俊為基本特征的公安體，在文學史上的這壹偉大功績，實在是功不可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