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底生命，
我壹生底失敗，壹生底虧欠，
如今要都在妳身上補足追償，
但是我有什麽
可以求於妳的呢？
讓我淹死在妳眼睛底汪波裏！
讓我燒死在妳心房底熔爐裏！
讓我醉死在妳音樂底瓊醪裏！
讓我悶死在妳呼吸底馥郁裏！
不然，就讓妳的尊嚴羞死我！
讓妳的酷冷凍死我！
讓妳那無情的牙齒咬死我！
讓那寡恩的毒劍螫死我！
妳若賞給我快樂，
我就快樂死了；
妳若賜給我痛苦，
我也痛苦死了；
死是我對妳唯壹的要求，
死是我對妳無上的貢獻。
曾有人說過，人生最沒有自我選擇能力的事有兩件，其壹是出生，其二是死亡。人不能決定自己能否降生在自己所滿意的家庭裏，同樣，人也不能在壹切心滿意足之後，從從容容地迎接死亡。死亡的降臨經常都是偶然的，不期而遇的，並且難免不伴隨著巨大的痛苦。死亡喚起人們紛紛揚揚的思緒，死亡也刺激著人們的膽識與出奇的行動。
與“死亡”話題相輔相成，人似乎也在嘗試著從行動上反抗死亡：盡可能的延續生命是壹種意義的“行動”，在死亡尚未降臨之前盡情創造、盡情享受，這是又壹種意義的“行動”；但主動地走向死亡，把死亡置於人主觀意誌的控制之下，這樣的“行動”似乎最為驚心動魄。
當然，充滿理性精神的人畢竟不會無緣無故地自殺，他自作主張的死必定是為了某壹燦爛的目標，為了某壹值得獻出生命的理想。
聞壹多的《死》所表達的就是這樣壹種“行動”，當然，這並不是真正的“行動”，而是聞壹多在思想上所完成的“行動”，是想象中的“行動”，不過，詩人總是將想象與現實聯為壹片的，他想象中的“死”未必就不比現實中的“死”更真誠、更動人。
那麽，聞壹多緣何而“死”呢？是為了“妳”，亦即異性、亦即理想的愛情。
愛情何嘗又不是人生的快樂。聞壹多不盡情享受，反倒要覓死覓活，這又是為什麽？
詩的第壹段回答了這個問題。在詩人看來，他的這壹生，失敗太多，虧欠太多，這樣人生實在太沈重、太讓人不堪承受了。就在這時，“妳”出現了，有如壹道絢爛的彩虹出現在磅礴大雨之後的清晨，有如壹道甘泉，流向幹涸的沙漠，“妳”就是“我”這荒涼生命的唯壹的希望、唯壹的動力，也就是“我的靈魂底靈魂”“我的生命底生命”，詩人當然渴望在這樣壹個理想的異性身上“尋找”、“追償”。可能是他所經歷的孤獨與痛苦實在不堪回首了吧，他顯然是將自己的全部生命都交付到這樣的壹個“妳”身上。那麽，當“妳”款款步入“我”的生命，“我”又將如何迎接，如何接受呢？疲憊的詩人仿佛陷入了些許的迷亂：“但是我有什麽／可以求於妳的呢？”愛吧，卻竟然不知如何的愛！
迷亂當中是不是也包含著這樣的壹層潛意識心理：這大駕光臨的愛對“我”這樣壹個總是充滿失敗與虧欠的人來說實在過分珍貴和罕見了，他竟難以相信同時又產生了無限的傷感來，這突如其來的人生之光是否也會突如其來地消逝呢？他是如此的珍惜、如此地眷戀著這“生命底生命”。愁喜交集之中，選擇也就出來了，與其讓“妳隨風而逝”讓荒涼重新布滿“我”的人生，還不如就此“死”在這瞬間的快樂之中，於是“死亡”就成了詩人自我超越、自我升華的理想途徑，詩人在意識上戰勝了死亡的恐懼，進入到只屬於他生命的大自由大快樂之中。
緊接著，詩人壹口氣推出了四種意義的死亡方式：淹死、燒死、醉死、悶死。當然每壹種“死”同時也把詩人帶到了那令人心馳神蕩的美境當中：在她“眼睛底汪波裏”，在“心房底熔爐裏”，在“音樂底瓊醪裏”，在“呼吸底馥郁裏”，戀人的眼睛、心房、聲音以及呼吸構成了壹個無比美妙、無比靡麗的新世界，它與我們周遭的現實判然有別，因美而死，為理想獻身，這是“五四”時代的聞壹多壹再湧起的意念。
此時，詩人內心泛起的愛意已再難平伏。它的靈魂已經牢牢地附著在了愛人的那壹面，“死”也成了幾乎唯壹的念頭，他設想，壹旦愛人突然翻臉無情，對她冷眼相對，那麽，他也只有“死路壹條”了。這壹種“死”表面上看似乎充滿酸楚，充滿委屈，不再是詩人主動選擇的結果；其實不然，在壹位狂熱的崇拜者面前，再刻薄無情的女性也不會真正咬下“無情的牙齒”，刺出“那寡恩的毒劍”。顯而易見，“死”依然是詩人自我意識的產物，他是如此的珍惜那愛與美的幻境，盡管現在連這壹幻境也可能消逝，但除此之外，那身後的世界更醜惡，更讓人不堪忍受。與其繼續在世界上茍且偷生，還不如就此爽快地死去！無論是第壹種意義的死還是第二種意義的死，都顯示了詩人對美與愛的崇拜、珍惜和對不幸命運的控訴、抗議。
朱自清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曾講了這樣的意思，中國壹向缺少愛情詩，有的只是“寄內”之類的東西。這是與中國詩人壹向缺乏獨立、強壯的個性意識有關，而愛情總是屬於成熟男女的自然情感。我們也可以看到，由於中國詩人個性“弱化”，以及審美趣味上的“和平”趨向，他們也較少將愛情與人的終極關懷——死聯系在壹起。在中國人的無意識中，為區區兒女之情而覓死覓活實在有傷“男子漢大丈夫”之氣概！其實問題絕非如此單純，當愛與死的意象大量出現在西方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歌中時，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死”並不意謂著因“愛”而生的虛弱，主動的“死”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與“怯弱”無關，在苦難的世界上，活下去有時倒不壹定是件難事，而要面對面地正視死亡則不那麽簡單。那麽，為愛（它很可能是虛幻的）而獻身就壹定那麽值得麽？這是二十世紀西方詩人所要回答的問題了，但十九世紀的貢獻卻是無法抹煞的。
對於聞壹多的“愛與死”，似也應從這樣壹個歷史發展的背景來加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