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響後世文化深遠的平安文學中，對日本漢文學乃至日本古代文學影響最大的中國詩人，無疑首推白居易。
據考，白居易的作品傳入日本的時間最早見《日本文德天皇實錄》上所記載，承和五年（838），由太宰少貳藤原嶽守從唐商人帶來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詩筆》呈現給仁明天皇。隨後，遣唐使陸續帶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詩壹經傳入，迅速流傳開來，深受當時日本文人的喜愛。據《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當時傳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長慶集》（29卷）。根據日本學者金子彥二郎著《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統計，在平安文士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中，***收中日詩人詩歌1110首，白居易壹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幾乎占半數。另據川口久雄統計，在藤原公任編纂的詩集《和漢朗詠集》中，***收錄588首詩，其中白居易的詩就達139首之多。
當時在日本凡談及漢詩文者，言必稱《文選》和《白氏長慶集》。據《江談抄》記述，當時和白居易同時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對《白氏文集》最是鐘愛，相傳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時曾秘藏偷讀，視為珍寶。後來他要考驗臣子有沒有學問，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詩念錯，考考這個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詩句，若是熟，就代表這個臣子很強。壹次嵯峨天皇在召見臣下小野篁時，賦漢詩曰：“閉閣惟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小野篁奏曰：“聖作甚佳，惟‘遙’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樂天句，‘遙’本作‘空’，僅使卿耳，卿之詩思已同樂天矣。”可見小野篁對白詩的熟記已達到背誦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樂天”之稱。日本《史館茗話》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平安時代的漢學世家菅原、大江兩家也都是長慶集的崇拜者。據金子彥二郎的《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壹文中統計，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達500多首詩，80多次，並有所創新和發展。據記載，後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詩集後，以“見右丞相獻家集”為題，作詩大加贊賞，曰：“更有菅家勝白樣”，並在詩後自註：“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還專門開設《白氏文集》講座，由大江維時給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讀，此後數代天皇都參加了這個講座。並多次舉辦禦前詩會，圍繞白詩取題唱和。《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作為壹條彰子皇後的女官，也曾給皇後講授《白氏文集》。在這壹時期問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語》等作品中，處處可見對白詩的活用。據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統計，《源氏物語》中引用中國古典文學典籍185處，其中白詩達106處之多。當時白居易還在世。誠如明萬歷46年，那波道圓在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後序）中所言：
詩文之稱於後世，不知其數千家也。至稱於當時，則幾希矣，況稱於外國乎？……在雞林〔註壹〕，則宰相以百金換壹篇，所謂傳於日本新羅諸國。嗚呼，菅右相者，國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詩，謂似樂天，自書為榮。豈復右相獨然而已矣哉？昔者國綱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學非不粹，大凡秉筆之士，皆以此為口實，至若倭歌、俗謠、小史、雜記，暨婦人小子之書，無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殘膏剩馥，專其美於國朝，何其盛哉！
在我們看來，唐代最偉大的詩人無論如何也要首稱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較後面。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響卻是無可比擬的呢？筆者認為，白居易之所以風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於以下三個方面：
壹、白詩數量豐富，取材範圍廣泛，便於學習和借鑒。白居易活了75歲，***創作了三千多首詩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詩》中***編為三十九卷，是唐代詩人中保存詩歌最多的。另外，由於白居易的經歷十分豐富，其詩歌取材範圍更是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時的日本平安文壇崇尚漢詩文，文人聚會，以會吟誦詩漢詩文為本事與才華。對大部分初學漢詩的人而言，在沒有任何參照的情況下憑空是作不出好詩來的，所以這就需要壹種範例或辭典，以供借鑒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就是應當時的這種需求而產生的壹種參考書。該書將所收壹千多首漢詩分為季節、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獸、宴喜、別離……等十五部門編纂，以便利日本文士們寫作漢詩之際，依其所欲詠頌的內容而尋找其摹仿參考的對象。這就類似我們小學時候用的模板，在自己還不太會寫文章的時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壹大抄，多了就知道怎麽寫。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詩人就是這樣，他們翻翻《千載佳句》，自己當下要寫什麽詩，就專門看那壹類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這是壹種練習，若是能超脫，就會建立自己的風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過和歌也常是從中國文人的作品中轉化而成的。《千載佳句》的編者大江維時的伯父大江千裏即編了壹本《句題和歌》。該書搜集漢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詩句，以供寫作和歌的參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風月、遊覽、雜、離別、述懷等九部門，每部門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錄其典據之詩句，後附和歌；所載的和歌，即是依原詩句翻譯蹈襲、或攝取轉化而來。由於白居易的高產，寫作題材範圍十分廣泛，凡個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會民生，都有記述詠誦，因而他自然成為收錄詩作最多詩人，其豐富的作品也自然成為當時文人學習詩歌創作的首選範本。
二、白詩通俗淺顯，直白流暢，易於理解和摹仿。白居易的詩歌大量吸收民間語言，具有很強的通俗性、現實性和平民性，號稱“老嫗能解”。據南宋初釋惠洪《冷齋夜話》記：“白樂天每作詩，令壹老嫗解之，問解之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集。”白居易自稱：“稂莠秕稗，生於縠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詩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語，天下俚俗語，遂幾盡在白詩中。王荊公因此嘆曰：“天下好語被杜子美道盡，天下俚語又被白樂天道盡。”顧實在其《中國文學史綱》中指出：“蓋當時之詩，競擬魏漢，甚者至肖詩之雅頌，強自鳴高而自炫學博。白居易獨以入耳為主宰；顯為壹種反動。洵具有慧眼卓見也。今觀《長恨歌》《琵琶行》，皆無註腳即可明白。宜乎彼詩在當時大行於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嫗，莫不玩誦之。故白居易者，純粹平民詩人也。”〔註二〕據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雲：“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號為元和詩。……然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白居易自己給元稹的書信當中也說：“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白詩之流行，由此可見壹斑。
曲高則和寡，李白的詩汪洋恣睢，如陽春白雪，難以摹仿；白居易的詩則明白曉暢，似下裏巴人，因而眾口傳唱。日本當時雖說風行漢詩文，但畢竟漢語是壹種外語，在理解上是有壹定難度的。能達到李白、杜甫這樣的水平的中國詩人又能有幾個，何況是日本人？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貴族文士們對漢詩如何熱心，也不管他們如何熱中於漢文化，要運用繁難的中國文字、生疏的中國語言來寫出天馬行空、工巧深刻的詩文來，那談何容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詩對他們而言難度太大，肯定是學不來，只有白居易的詩符合了既能夠讀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條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愛。
三、白詩中體現出的“閑適”、“感傷”的審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時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鳴。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詩分為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其自敘言：“夫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
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其中，如《歌舞》、《買花》、《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首首如劍，皆是被人們廣為傳誦的名篇。這是因為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對政治有著極高的熱情，所以才會註意到租稅，進奉，宮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寫出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諷喻詩，也才能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歌主張。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並稱這類詩旨在“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這種政治熱情，隨著屢遭挫折而漸漸消退。在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飽受排擠傾軋，因此早年大誌逐漸被消磨，為避禍遠嫌，他以詩、酒、禪、遊自娛，有感而發創作了平易悠閑的閑適詩，詩歌中處處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長樂的老莊思想以及對歸隱田園的閑適寧靜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誌趣。感傷詩中成就最大的當數《長恨歌》和《琵琶行》，字裏行間彌蕩著濃濃的感傷情緒,寄托深微，加以繪聲繪色的鋪排描寫，多方面的氣氛烘托以及流轉和諧的韻律聲調，藝術上達到很高成就。但隨著元和六年，母親去世和愛女夭折。白居易丁憂居渭村三年期間，又貧又病，靠好友元稹時常分俸濟日，後又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幾年內經受了至親離喪、仕途失意的壹連串打擊，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從此，他開始轉而求禪問佛，
“作為壹個被人世矛盾和苦惱擊倒的人，把佛教作為凈化靈魂的教義和實踐”。〔註三〕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正如其在《晏生閑吟》中表明的：“賴學禪門非想定，千愁萬念壹時空”。白居易晚年更加厭苦塵世煩惱，力求加以解脫，轉而信奉凈土宗，聲稱要“度脫生死輪”，“永洗煩惱塵”(同前)，以踏上往生極樂的西方凈土，他在《畫彌勒上生幀贊並序》中說願“焚香作禮，發大誓願……願我來世，壹時上生”。在白居易後期的很多作品中明顯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的時代，統壹強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現大大小小的割據軍閥。這和平安時代天皇威權旁落，各地武家政權興起的社會現實十分類似。但在平安文學當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種飽含“兼濟天下”之誌的諷諭詩。雖然菅原道真在任贊歧守時，曾作《寒早十首》組詩，反映走還人、老鰥人、藥圃人、驛亭人、賃船人、賣鹽人等社會底層人物生活狀況。但作為整個平安時代腐朽沒落的貴族公卿階層而言，他們絕沒有興趣去關系下層民眾的疾苦，即使是菅家道真，在他的組詩中也“看不到在白居易《新樂府序》和《秦中吟序》中那種關於表現意圖的明確宣言”，因而“對於這種直接的政治批評手法，道真根據日本關於詩歌應當具有雅趣風姿的傳統觀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註四〕他們欣賞的只是白居易詩中體現的那種追求與自然融合、心物壹體的精神，對季節的變遷表現出的細膩把握的特點以及貫通佛道兩教的“閑適”、“感傷”思想和充滿了沈郁傷感、煙霞風流的情調。這與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銳的季節感和“物哀”、“風雅”的審美情趣十分契合。〔註五〕同時，由於平安末期王朝貴族從興盛走向衰亡，平素沈溺於榮華的上層貴族產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無常，平素不滿於現狀的中下層貴族更加厭世，祈求來世的極樂世界，便廣泛接受了“厭離穢土，欣求凈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這也使他們對白居易詩歌中的老莊享受現世的逍遙觀念和佛家追求來世的解脫思想引起了深深的***鳴，紛紛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詩酒、放縱自娛，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枕草子》、《伊勢物語》、《和泉式部日記》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當時公卿貴族的這種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