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於北京，1969年隨父顧工下放山東廣北農場，1974年回北京。 做過搬運工、 鋸木工、借調編輯等。 “文革”期間開始詩歌寫作，1973年開始學畫，並進入社會性作品寫作階段，1974年起於《北京文藝》、《山東文藝》、《少年文藝》等報刊零星發表作品。1977年起重新進入純凈寫作，在《蒲公英》小報發表詩作後在詩歌界引起強烈反響和巨大爭論，並成朦朧詩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單位解體，失去工作，從此過漂遊生活。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7年應邀出訪歐美進行文化交流、講學活動。1988年赴新西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被聘為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研究員。後辭職隱居激流島。1992年，獲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創作年金，1993年，又獲德國伯爾創作基金，在德國寫作。1993年10月8日於新西蘭所居島因為離婚與其妻謝燁發生沖突，謝燁受傷倒地，過程成謎，顧城隨即自殺，謝燁於其死後數小時不治。媒體捕風捉影稱“顧城用斧頭殺妻”，令詩人在死後從童話詩人被妖魔化成精神異常的殺人惡魔，死後蒙冤。（從顧城姐姐顧鄉所做“顧城最後的十四天”中看，斧頭只是偶然在場物件，跟案件根本無關。）1993年3月曾回國探親，慘案發生時，值其夫婦從德返新西蘭不久。顧城留下大量詩、文、書法、繪畫等作品。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英子》（1994年元月北京華藝出版社出版，與謝燁合著）、《靈臺獨語》(1994年3月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楊編）、《顧城詩集》、《顧城童話寓言詩選》、《城》等，部分作品被譯為英、德、法等多國文字。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靈魂在前進》，組詩《城》、《鬼進城》、 《從自我到自然》、《沒有目的的我》。
顧城是朦朧詩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詩集《白晝的月亮》、《舒婷、顧城抒情詩選》、《北方的孤獨者之歌》、《鐵鈴》、《黑眼睛》、《北島、顧城詩選》、《顧城詩集》、《顧城童話寓言詩選》、《顧城新詩自選集》。逝世後由父親顧工編輯出版《顧城詩全編》。 [編輯本段]顧城簡介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經歷過“文革”的壹代青年，對著名朦朧詩人顧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這兩句詩是再熟悉不過的了。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朧詩，是當時激動人心的思想、文學“解放”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當代新詩革新的起點。在顧城冥壽50周歲的前壹年，四卷本的“顧城文學系列”首卷―――《顧城文選？別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
顧城1962年開始寫詩，1987年5月應邀赴德國參加明斯特“國際詩歌節”，隨後開始周遊西歐和北歐諸國，後定居新西蘭，1993年10月8日，他與妻子謝燁雙雙死在新西蘭激流島上。
據此次“顧城文學系列”策劃人劉曦強介紹，此套四卷本將延續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選由“顧城之城”網站站主江曉敏和顧城胞姐顧鄉聯合編選並註釋。總計 150多萬字的散文體作品，囊括了顧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這壹創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壹個全面而立體的顧城。
“顧城之城”站主江曉敏是浙江溫嶺壹所中學的高三語文老師，她於1993年閱讀了詩集《海籃》開始接觸顧城的詩，“1994年讀《詩探索》上面顧城的朋友文昕寫的《最後的顧城》，讀到顧城鑄腳印那個段落的那壹刻，我就深深地喜歡上顧城了。後來讀了幾乎能搜集到的顧城的所有資料。”
顧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別的海》和後期的《頌歌世界？是樹木遊泳的力量》都讓江曉敏特別喜歡。她用“真”概括了顧城為人的最大特點，“自然純凈”則是她心目中顧城詩歌的最大特點，“他的詩不是做出來的，而是從心間流出來的。讀他的詩時，妳忘掉了自己是人，妳壹會兒是瓢蟲，壹會兒是河流，壹會兒又是石頭，這是另壹層面上的‘自然’”。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顧城，分享顧城優美的詩句”，江曉敏於1999年創辦了“顧城之城”網站。
然而，也有不少當年的詩友，如今卻不願再重新“面對顧城”。
“關於他的事兒，我不想發表任何意見”，壹位當年頗有影響力的朦朧派詩人以此拒絕受訪。另壹位當年和未出國前的顧城“有過比較多的交往”的詩人，則宣稱正忙著寫壹部文化散文書稿而無暇評說舊友。
“朦朧詩”陣地《今天》的編輯徐曉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為人》中，對北島、芒克等詩人有濃墨重彩的回憶，但談起顧城卻沒有太多的印象，“當時編他的詩主要是北島，我也只是在公開場合見過他幾次而已。”
多數詩友的不願置評，或許有眾多不同的復雜原因。但顧城真的就是這樣給人壹種“活在自己壹個人的城堡裏”的感覺。
姐姐顧鄉比顧城大兩歲兩個月零三天，顧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點就是“不愛湊熱鬧”。顧城不到壹歲時就會走路，“他那時幹得最多的事，是走到離地不高的大穿衣鏡前，對著鏡子看自己”。上了幼兒園的顧城還是“不愛湊熱鬧”，每次顧鄉去接他時，“也就不在玩鬧壹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熱衷躲在壹邊看樹或者看螞蟻。”
顧鄉回憶，從小博覽群書的顧城，壹次為了安慰受欺負的同學居然給人家講起了《三國演義》的故事，並得到了“故事”的雅號。但同學們圍攏著想聽他講時，“還是不容易聽到他講故事，因為他不習慣被圍在中間”。“但是他又是想講的，也很想有人聽。”
在渴望與外界交流和退回內心的“心理拉鋸”中，顧城只好尋求姐姐當他“壹個人的聽眾”，姐姐沒空聽時，“無奈之下他就進了別的屋子，隔著床壹個人對著墻講起來”。
及至“文革”的風浪裹挾壹切，顧城還是“獨自在烈日下、在落葉中、在寒風裏走，在古城墻上拾壹枚舊幣，在荒草中間找螞蚱、蜣螂”，“高音喇叭、滾滾人流、漫天傳單，對他如無壹般。他嘲笑我（顧鄉），痛恨我，不許我去參加集體、社會活動，認定那些事情都很無聊，而我的同學都很庸俗。”
這個活在自己“壹個人的城堡”裏的顧城，給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見的裝束，是戴壹頂高高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蘭演講時是這樣，1992年12月在德國演講時也是這樣。壹頂高高的帽子，在詩人的國度裏，又何嘗不是壹頂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嘗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顧城後來和妻子謝燁在新西蘭激流島上養雞種菜的生活也頗有獨立王國、自給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眼裏，“顧城是個比較膽小的人，不是壹個愛說話的人，是壹個比較退卻、喜歡‘坐在後面’的人。”崔衛平教授肯定顧城在朦朧詩派中“貢獻是相當大的”，但對“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進行了質疑―――“聲稱環境黑暗而自己光明這種表述是壹個任性的表達。壹個人不能意識到自己身上陰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觀照社會時，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雜誌的重要成員劉自立，對“白話是否能寫詩”表示了根本性的質疑，因此對“朦朧詩”的整體評價都不太高，他覺得，顧城“只是其中壹員，也不比別人高明。”
劉自立是在不認識顧城的時候看過顧城的詩，“覺得他像個小孩兒在寫詩，又有老小孩兒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寫詩。”劉自立認為，顧城的創作，壹是比較註重寓意和象征，較少考慮詩歌的音樂性；二是帶有某種童話色彩，有所謂“頑童”性格―――是對“文革”僵硬的思維模式的反撥，但這種“反抗”方式，是以壹種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因此，“頑童”到最後也容易失控，這和他的詩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與社會溝通的中斷，都有聯系。劉自立認為，顧城試圖用散文體語言賦予他的詩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義，但事實上，“尋找光明”和“相信未來”，並不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