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鐘由舞部、鉦部、篆部、鼓部，枚和銑組成。位於甬鐘最上端的舞部上立有甬柱，這是甬鐘的特點。西周時期的甬鐘五音缺商，據說是為了表現西周對殷商的否定。與甬鐘不同，鈕鐘的舞部上端為長方形數環鈕，其合瓦形的構造可以實現“壹鐘兩音”的效果。甬鐘是將甬柱直接插入銅木結構的橫梁上，而鈕鐘則是懸掛在橫梁上。镈鐘也有環鈕，但與其他編鐘不同的是表面繪紋極多，且口緣平，可以單獨懸掛在鐘懸上，故而又稱之為“特鐘”。
編鐘壹般而言都遵循這樣的規律：編鐘越小，音調越高，音量也越小；編鐘越大，音調越低，音量也越大。曾侯乙墓出土編鐘為三層，最上層為三組鈕鐘，***19件，中下兩層為甬鐘，楚王贈镈在也在下層，***45件。三層編鐘均按照鐘體大小、音調高低的順序排列，以“L”形的曲懸擺放。
當年發掘墓葬過程中，墓室均被泡在積水中，抽水機抽了好長時間。隨著水位下降，墓室也漸漸揭開面紗，L形編鐘銅木架在兩千多年後終於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除了個別編鐘外，大部分編鐘都依然懸掛在銅木架上，65件編鐘，數量如此之多，體積如此之龐大，為世間罕有。
考古人員在萬余件文物中發現大量刻有“曾侯乙”名字銘文的青銅器，按照慣例，可以認定墓主人即為曾侯乙，但史籍幾乎沒有關於曾侯乙的記載，無法確切知道其生活的年代。然而曾侯乙編鐘中有壹件镈鐘卻幫助考古人員確定了曾侯乙生活年代，此鐘即為楚王贈镈。
楚王贈镈上刻有銘文：“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彜，（奠）之於西陽，其永（持）用享。”楚王五十六年，王（楚惠王熊章）特鑄造镈鐘作為祭奠曾侯乙的禮器，從西陽送到曾國，希望曾侯乙永遠持有使用它。通過“王五十六又祀”銘文，確定其年為公元前433年，曾侯乙應該是在這壹年去世，或者更早些日子。
先秦時期，壹國諸侯為另壹國諸侯鑄造宗彜極為少見，到目前為止，也只在曾侯乙墓中發現了這壹件楚王贈镈，可見楚隨兩國關系之親密。或許，將這件镈鐘背後的隨楚關系再往前推兩代楚王，我們就好理解為什麽楚王會在曾侯去世時贈送镈鐘給他了。
楚惠王祖父楚平王當年聽信費無極讒言，殺害了楚國忠臣伍奢及其長子伍尚，次子伍員（字子胥）逃往吳國。伍子胥發誓報仇雪恨，將專諸推薦給吳國公子光，後來專諸用魚腸劍成功刺殺吳王僚，助公子光成為吳國國君，是為吳王闔閭。之後，伍子胥又舉薦孫武為吳國軍師，助吳國建立其強大的軍事力量。
伍子胥幫助吳國強盛起來後，興兵伐楚，接連五戰即占領了楚國郢都，幾乎將楚國覆滅。此時楚平王已死了十年，伍子胥仍不放過，挖出平王屍體，鞭屍三百以報殺父兄之仇。平王之子昭王逃往隨國，隨侯拒絕向吳國交出楚昭王。此時，前往秦國求援的楚國大臣申包胥已得到秦國的出兵支持，吳國遂退兵。
自此以後，楚隨兩國關系就不再尋常，昭王去世後，子章繼位，是為楚惠王。為表未忘隨國收留昭王之恩，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後，便送镈鐘以表達感恩之心，並將繼續與隨國保持世代友好的關系。
不過，懸掛在編鐘架上的楚王贈镈只是禮器，並不作為演奏的樂器。曾侯乙編鐘令世人驚嘆的還遠不止這些，比如絕跡兩千年的“壹鐘雙音”在曾侯乙編鐘上的重現。所謂“壹鐘雙音”指的是壹個編鐘可以敲擊出兩種不同的音，鑄造這樣的編鐘需要極高的青銅器鑄造水平，在經濟上也是劃算的。原本壹件編鐘只能敲出壹個音，能敲出兩個音的編鐘就意味著能夠減少稀缺的青銅資源的消耗。
然而，隨著青銅器時代的衰退，“壹鐘兩音”的鑄造技術也漸漸失傳，僅存於古籍記載之中。宋徽宗時期，徽宗有感於全國音律混亂情況，下令鑄造大晟鐘作為定音之器，不過這些鐘也並不具備“壹鐘雙音”效果。清乾隆皇帝也曾用黃金鑄造了十六件圓形編鐘，作為定音之器。
兩千多年來，無人知曉如何實現“壹鐘雙音”，直到曾侯乙墓編鐘的出現，人們才重新了解“壹鐘雙音”。早在宋朝時期，沈括在其《夢溪筆談》中論述編鐘作為樂器的原因時寫到：蓋鐘圓則聲長，扁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所以作為樂器的鐘都是扁的，圓鐘則無法演奏，西方的鐘幾乎都為圓形，所以並不能用來演奏。
曾侯乙墓編鐘合瓦形的構造才是決定它能實現“壹鐘雙音”的重要原因，敲擊正鼓與敲擊側鼓會產生不同的振動，這種振動又經過了精確的工藝處理，使之產生的兩種音互不影響。當年參與曾侯乙編鐘研究的王湘在曾侯乙發掘前剛發表了關於“壹鐘雙音”實現的理論研究，很多人對他的研究結果持有懷疑態度，而恰好出現的曾侯乙編鐘卻給了他的研究結果以最強有力的支撐。
編鐘為青銅樂器中的重器，貨真價實的重器，比如曾侯乙編鐘總重達兩千五百多公斤，由兩千多公斤中的銅木架支撐。前文已有介紹，除了編鐘外，曾侯乙墓還出了眾多土琴、瑟、編磬、絲竹樂器等。
何謂“樂”，《禮記?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儒家將樂分為三個不同層次：聲、音、樂。所謂“聲”，就是沒有節奏、旋律的聲音；音有節奏與旋律，生自人心，“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比音而樂之，及幹戚羽旄，謂之樂”，樂由音生，本質上來說依然是源自人心對於事物的感想所發。
不過音與樂似乎看起來是壹樣的，但事實上只有“德音”才能稱之為樂，也就是說音是樂的充分不必要條件。《禮記?樂記》：“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所以，只有合於道的音才能稱之為樂。
如何才是合於道的音？聲被賦予了節奏旋律就能成為音（聲成文，謂之音），音若合於德，才能成為樂，謂之“德音”。魏文侯問子夏說，“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回答，鄭衛之音雖是流行，但五音皆亂，這是亂世之音，與樂相差甚遠。古樂“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所以常被君子稱道，而“鄭音好濫淫誌，宋音燕女溺誌，衛音趨數煩誌，齊音敖辟喬誌”，此四音均有害於德，所以祭祀時也不會演奏它們。
“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從《詩經》說起，周朝設有專門采集各地詩歌的官職，采風的官員將各地反映民風政德的詩歌記錄下來，早期的詩是用來唱的常識恐怕也不必再多說明了吧。壹開始，樂就與政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關系。
故而通過欣賞某地的樂就能知曉這個地方的政是如何（政治與政並非同義），原因有二：其壹，作為萬民之主的諸侯國君喜歡聽什麽樣的音樂，也會直接影響民風。因國君提倡而盛行的樂曲必然也會長期影響百姓的情趣所向，所以人民表現出來的性情也正是受了樂的長期熏陶而成。其二，樂生於人心而感於物。“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國家處於如何境地，就有什麽的樂產生，故而觀音知政。
先秦時代，禮樂關系大體為：“禮為主，樂為輔；以禮為體，樂為用”。“禮樂”通常同時出現。，前文有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天地之序”性質決定了它相較於樂更具有強制性，表現為禮制；而樂則相對溫和，並不具有強制性。樂從人心而發，出自內裏，而禮則是加之於人的外在的規章制度。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禮制規定了萬物之間存在著高低貴賤的等級差別，而樂則體現了萬物之間的諧和。人致力於樂則能調節心靈，極致則和悅，這是內在；致力於禮則調節行為舉止，極致則恭順，這是外在。故而致力於禮樂的推廣，既能提高個人修養也能實現對國家的有效治理。
作為地處南方江漢之間的姬姓諸侯國，曾國雖難免受到南方蠻夷文化的影響，但始終以周室為尊，曾侯乙墓中也處處體現周文化的影子，比如對龍的崇尚，甚至曾侯乙的名“乙”也是因字形像龍而用此字為名的。
當我尚是中學生時，我對曾侯乙墓的了解也僅限於出土了數量龐大的青銅器文物，是近數十年來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壹，與馬王堆漢墓齊名。然而當我第壹次親眼見到曾侯乙編鐘時，我才知道那些青銅編鐘並非只是物件，凝聚其上的還有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這種文明直至今日依然未曾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