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自然說禪意是指在詩歌創作中，從靜態、動態的自然山水中感悟禪理，它是蘇軾山水詩創作的具體的表現形式之壹。這類詩的特點是自然景物的描寫與感悟禪理在同壹首詩中分開。如《百步洪》：“長洪鬥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壹線爭磋麿。……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壹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譊譊師所呵。”詩的前半部分，先用博喻的手法極力渲染了水流的湍急迅疾，以象征人生的短暫，後十四句則是說禪，尤其是“君看岸邊蒼苔上，古來蒿眼如蜂窩”壹聯，形象而又精辟地道出了多少舟人已逝，而流水依舊的禪理。並指出只要心無所在，上述的造物規律就無法成為生命的桎梏。這裏蘇軾借助山水，在“靜”與“動”的自然山水中感悟禪理。
在中國文學史上，自建安以來就出現了“純粹”意義上的“模山範水，流離光景”的山水詩，詩人們在“王朝”的衰敗中，意識到了“天命”同樣是瞬間即逝，然而，當他們睜開世俗的眼睛時，突然發現這司空見慣的山水是那樣的雄偉與壯美，是那樣的富有光輝而又青春長在。於是便出現了反映現實生活比“天命”更美好的、更有價值的詩文，這些詩文往往更多地顯示出濃厚的生活氣息，顯示出對社會政治與世俗的關註。他們通過描寫自然，寄情山水，喧泄自己的郁悶。就象謝靈運山水詩，“野曠岸凈，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川後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遊赤石進帆海》）。在自然山水中感受古樸本真的生活情景，在自然中領悟對功名與現實的超越。而到了柳宗元則山水詩的創作，不再是單純的“模山範水”，而是使詩文賦於了濃烈的感情色彩，成了詩人情感的化身。如《南澗中題》“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等。
這些詩雖然寫得情深意切，驚心動魄，但就其創作的主體都沒有超脫自然之外。
蘇軾則不同，首先在創作理念上蘇軾提出觀察自然之物，要用“空靜”的心態，以靜觀動。他在《贈袁陟》詩中說：“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次韻僧潛見贈》又雲“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形。”在《送參寥師》中又說；“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鏡。”在《朝辭赴定州狀》再次強調：“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蘇軾提出了詩人應當潛思靜慮，集中精神，以清明開曠的心胸去觀察和收攝世間萬象及其運動的觀點。在蘇軾看來大自然是美的，詩人要善於傳自然景物之神，盡自然萬物之變，窮自然固有之理，寓主觀之情意。蘇軾沒有象前代任何壹位詩人那樣，或是寫景，或是抒情，甚至並不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只是以禪意的眼光去審視自然，從自然中脫身而出，獲取把握自然的自由。
在蘇軾初到黃州時，貧病交加、窮困潦倒。這壹時期的詩中，他多次提到自己“窮到骨”，在給友人的信件中也多次說道自己右目病篤，臥病半年，並“杜門齋僧，百想灰滅”（《與蔡景繁》）在這種情況下，他“歸誠佛僧”，專心研讀佛經，開始了他對道家的更壹步深入的探訪。在他的《黃州安國寺記》概述了初到黃州學佛的緣由及心理。
“閉門卻掃，收拾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得罪者也。欲新其壹，恐夫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禦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壹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壹二日輒往。焚香黓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壹念清靜，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但在“舍館粗定，衣食稍給”之後，他就開始了“自我反省”。這段表面上看是閉門思過，誠心歸佛，但細細品味，又覺不然。首先是“皆不中道”，絕非誠心悔過之語，而是用壹種藝術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激情緒；後面的話與其說是祈求福祐，倒不如說更是壹種求諸已心，從精神上拋棄塵垢世汙，以達到“物我相忘”的境地。因此，“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這是蘇軾對待佛教的壹個鮮明的態度。
在中國歷史上，佛老思想往往成為困窘士子的精神支柱，但蘇軾並沒有像壹般的士大夫那樣，在“窮”時接受佛老思想的影響，從而走向“超世入佛”的虛無人生。
蘇軾的“歸誠佛僧”不僅僅是為了排遣愁郁，消弭煩惱，更重要的是以此來作為分析既往人生的精神向度，求得更為曠達的灑脫的人生態度。
可以說，蘇軾的詩是借禪理來實現對自然的超越性把握，而對詩中的禪意，詩人同樣有著清醒的認識，“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
因此，如果我們說謝靈運的山水詩是詩人心靈的外圍屏障，只有在自然山水的保護下，他才能放任自我，感受本真生命的律動。那麽柳宗元則將山水詩推到了壹個情意自然的新起點。他們都沒有超脫於自然之外，而是將自然看作是體道之物，媚道之形，或是情感的載體，只有蘇軾才真正將山水詩走出自然，在禪意與詩文之間築起了訴求內心思想的橋梁，創造出了獨特的審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