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潛江舊誌載，黎淳狀元公這麽壹帶頭，四方的文人學士們便相繼賡和，以致輯成了花封堤詩歌壹集，可惜未能流傳下來。
黎淳來到潛江，在壹年後的成化九年，他為澤口的觀音閣改名為新洲寺。據舊誌：“明天順間，知縣呂文因（襄河）水漲倏成壹洲，遂創觀音閣，以鎮水勢。成化九年春，華容學士黎淳更名新洲寺。”但這位華容學士黎淳不僅僅只是為觀音閣更了個新洲寺名，而且還給新改的新洲寺題了詩：“邱阜俄生百丈淵，果曾滄海變桑田。沙填鰲極中藏寺，地瑣龍宮下有天。琴劍萬千余裏客，帆檣七十二灣船。江靈識我題詩意，岸草汀花散滿前。”自從有了黎狀元的題詩後，新洲寺便知名於江漢平原，知名於漢江中下遊，甚至使得清光緒年間編纂的潛江縣誌，把它列為全縣66座寺廟之首，加以記載並闡釋它的演變。此三首詩之外，黎淳狀元還為潛江的蓮華寺、大佛寺也寫了詩。和封建時代的許許多多文人雅士壹樣，黎淳也是壹個對道觀佛寺極懷感情的人。因為佛寺是外來文化“華夏化”的結晶，道觀佛寺都是存列百般藝術精品的文化大殿堂，文化人又有誰不願意涉足呢？現在的問題是，題名為《蓮華寺》《大佛寺》的兩首詩，是成化七年為花封堤而來時寫的呢，還是為觀音閣改名新洲寺的成化九年寫的？我們推想，黎淳這壹次到湖北後，從今天的漢口買舟，沿漢水西行，在澤口上坡時看了觀音閣，並為之改名題詩，然後，在潛江縣衙壹幫官員的陪同下，來到了澤口接官亭小憩。閑聊中，也許是黎淳先開口問及潛江還有哪些佛寺，通過主人介紹又按照黎淳的要求陪同他參觀了大佛寺、蓮華寺，於是上述兩首詩歌便在狀元筆下產生了。這種推斷，應該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