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處不勝寒——由詩到“經”
《詩經》,本稱《詩》或《詩三百篇》,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壹部詩歌選集。它編成於春秋時代,其中作品基本上產生於西周初期(公元前十壹世紀)到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紀)。這些作品,大部分是民間歌謠,小部分是貴族創作,它們廣泛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社會的歷史與現實,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
據先秦史籍的大量材料,《左傳》《國語》凡引詩,通稱“《詩》曰”、“《詩》雲”;《論語》記孔子稱《詩》或《詩三百》。戰國諸子著作中也都這樣稱呼。可見,《詩》或《詩三百》是這部詩集的本名,它原本是壹部文學作品。但它為何被稱為“經”,以至被尊為神聖的經典呢?
“經”這個名稱最初並不神聖。古時候的文化典籍,都寫在二尺四寸長的竹簡上。這些竹簡用繩穿起來便稱為“經”。這個最初由來,和後來的封建統治階級把它演變為“聖經賢傳”,作為最高的思想道德標準來統治人民,那是大不相同的。春秋時期,孔子曾把《詩》、《尚書》、《周易》、《禮記》、《樂記》、《春秋》幾部書拿來當作傳授弟子的教材。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漢代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儒家學說變成“儒教”、“國教”,孔子被奉為神聖的偶象。他用來作為學生教材的幾部書也都披上了壹層神聖的外衣,都被稱為儒家經典,作為封建社會國家教科書,封建教化的重要工具。《詩經》在這方面的作用尤為突出,如漢代產生的《毛詩序》,把詩歌與社會政治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宣稱“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完全成了為統治階級政治服務的工具,並以此作為詩歌創作和評論的標準。同時,漢儒又按照封建政治的要求來解釋三百篇,為了把三百篇變為封建政治的教科書,不惜穿鑿附會,乃至胡編亂造,對許多詩篇的本義進行歪曲的解釋,使每壹首詩都與聖道王功搭上了關系。例如三百篇的第壹首《關睢》,是壹篇優美的婚戀詩,描寫了壹位青年男子相思的痛苦和得到愛情的歡愉。《毛詩序》卻釋之為“後妃之德也”,是周公用來教化天下,匡正夫婦倫理關系的,它的中心思想是進賢納才,而非對愛情的熱烈追求。在中國封建社會裏,《詩經》長期作為封建倫理道德、政治教育的必修教材而存在。這樣,《詩經》的地位被擡到了至高無上的程度,但作為文學作品的真義卻汨沒了,生動、真摯、活潑的感情抽掉了,所剩下的只是壹副枯燥而僵死的軀殼,這不能不說是詩道之大厄。兩漢幾百年當中詩篇寥若晨星,與漢儒那種極端功利主義的詩歌理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文學就是文學,而並非政治的傳聲筒,傳聲筒裏傳出的只能是空洞的說教,只能阻礙文學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