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人到中年，身體開始走下坡路，最大的困擾便是睡眠不好，難睡易醒，而且夢多。很多時候都會夢到鄉下的老家，而每次夢到老家，無壹例外都是在兒時的那幢老屋裏。雖然老屋經過以後的幾次重建，和之前相比已經是面目全非了，但是夢境中的老屋卻永遠是兒時的那個樣子：山腳下壹幢長方形的土坯房，夯得緊實光滑的泥巴地面，經過常年累月的踩踏，已經看不出原來的顏色。用石灰塗成的紅白相間的外墻，因為時間久了，在雨水沖刷下，有些地方已經開始脫落了。
從壹扇杉木大門進來，是壹個堂屋，墻面沒有粉刷，裸露著的土磚之間填充著用谷糠和泥漿混合的粘合劑，磚塊之間有很多不規則的縫隙。堂屋上面的橫梁是壹些排列整齊的粗壯的杉樹，沒有樓板，平時在橫梁上放著壹些木材、農具之類的東西。堂屋正面墻上有壹個木制的小臺子，上面有香爐、神龕和祖宗牌位，正中央還立著壹塊寫有“天地國親師”的長方形的牌匾。
壹般過年過節和祖宗們的冥壽日或者各種神仙的生日時，大人們都會點上香燭，在神龕前擺壹張方桌，桌上是各式各樣的菜肴和點心。這種時候往往是我們小孩子的大日子，大人們在神龕前跪拜過後，門口的鞭炮便“劈劈啪啪”地響了，我們便可以壹窩蜂地沖向桌子爭搶上面的東西。
堂屋左邊是父母親和我們兄妹三人的兩個房間，壹間作臥室、壹間作客廳；右邊是壹個長方形的大廳，我們叫做小廳屋，壹般是會客和家人用餐的地方。正對著門口的墻面上掛著大幅的毛主席畫像，畫像旁邊掛著壹個用木匣裝著的喇叭，壹根當作地線的細細的鐵絲貼著墻延伸到地面的泥地裏。
那時候經常能從這個神奇的木匣子裏聽到時政新聞和壹些音樂節目。每天早上，伴隨著國歌、國際歌之類的歌聲，我們從睡夢中朦朦朧朧醒來，洗涮吃飯，背著書包上學；傍晚時分，伴隨著新聞節目，我們挎著裝滿豬草的竹筐，或者趕著嘎嘎亂叫的鴨群，從田間地頭回到家裏。有時還能夠聽到壹些優美動聽的歌曲，比如漁家姑娘在海邊、邊疆的泉水清又甜、蝴蝶泉邊等等。
小廳屋的方桌上永遠都有壹個竹編的罩子，下面是上頓吃剩下的飯菜。我們放學回家的時候就趁大人不註意，偷偷地用手夾幾片辣椒、黃瓜、茄子之類的往嘴裏塞。
小廳屋左右兩邊分別是三個房間，左邊第壹間是兩個姑姑們居住，左邊第二間是曾祖父母居住，右邊那間是祖父母和兩個叔叔居住。隨著姑姑們的出嫁，住房安排也有了壹些調整，比如曾祖父母搬進了左邊第壹間，左邊第二間變成了雜物間，在冬天又成了全家人烤火取暖的房間。
從最裏面壹扇門進去是廚房，壹個長方形的土磚磊的竈臺上有兩個竈坑，壹個是用煤的，壹個是用柴火的。竈臺中間靠近火源的地方嵌有兩個生鐵打造的水罐，基本上可以保證壹家人的熱水供應。從廚房的壹扇門出去就到了外面的壹個小院，小院裏有壹個兩米見方的垃圾池；小院左邊是廁所，從廁所進去是豬圈。
小院後面有壹條土路直接通向後山，山上是綠油油的油茶樹，油茶樹之間是壹小塊壹小塊農民們見縫插針開墾的菜地，壹年四季都不閑著。
二
從我記事時起，我們的大家庭壹***有大小13口人，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親、兩個姑姑、兩個叔叔、我和兩個妹妹，威嚴的曾祖父理所當然是這個家庭的壹家之主。
他的規矩極多，比如吃飯時不能說話，飯碗必須端在手裏而不能放在桌上，掉落的飯粒都必須撿起來吃掉，晚上十點前必須睡覺，平時在家不能唱歌、不能高聲說話……等等。他的家法也極嚴，我們基本上都領教過那根放牛用的茶樹棍的抽打，甚至見過在他六十幾歲的時候圍著桌子追打比他還大兩歲的曾祖母。
不過父親告訴我們，年輕時的曾祖父並不是這樣的，二胡、嗩吶、笛子，他無所不通，他也經常見到曾祖父在家裏吹拉彈唱的情形。另外，只上過壹年小學的曾祖父寫得壹手漂亮的毛筆字，他在自制的量米的竹升上刻著的“八合米”幾個柳體大字，看起來大方得體，遒勁有力。
可是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和因為什麽原因，曾祖父的性情變得如此的不茍言笑甚至有點不近人情，這令年少的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在我十歲左右的時候，父親提出要在緊挨著我們的兩個房間邊上擴建壹間堂屋、壹間廚房和壹間廁所；而且還提出了要從大家庭分出去的想法（這時我的兩個姑姑已經出嫁了），他和曾祖父之間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壹次沖突。
我們現在不知道他和曾祖父之間到底發生了怎樣的“唇槍舌戰”，只知道曾祖父壹怒之下將我們房間通往堂屋的那扇小門用碼釘釘得死死的；而且在父親的堂屋落成的時候，曾祖父拒不出席父親舉辦的酒席。最後母親端了幾碟小菜和壹碗面條送到他的房間，才算是緩解了壹下這種局面。
曾祖父去世於1982年的秋天，那年我的中考失利，是曾祖父建議父親讓我復讀的。我記得那時剛好是農田承包到戶第壹年，大家基本上能夠吃飽飯了。晚稻收割的時候，臥床已久的曾祖父讓人搬壹把椅子坐在門口的臺階上，瞇著眼睛看著遠處血紅的夕陽和田野上忙碌的農人們，臉上露出壹絲不易察覺的笑意。不久之後他就與世長辭了。
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患的是什麽病，只是看著他日漸消瘦，下腹部疼痛難忍，也吃不下東西，到最後只剩下壹副骨頭架子，連翻身都很困難。但是自始至終我們都沒有聽到他喊壹聲疼，他那雙細小的眼睛裏流露出來的始終是那種倔強而威嚴的目光。
三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大叔、我和兩個妹妹相繼外出求學、參加工作——大叔去了廣州，我到了深圳，兩個妹妹在縣城——留在老家的就只剩下曾祖母、祖父母，父母親和小叔了。後來小叔成家，父親和他相繼改建了房子，之前的老屋基本上全部推倒了，變成了兩棟兩層的紅磚房。而老屋殘存的壹絲痕跡僅剩下之前祖父母的房間和壹間廚房，分別變成了雜物房和烤火房。
再後來，我們各自成家立業，各自有了自己的下壹代。此後的歲月，老屋逐漸成為了我們記憶深處的壹些模糊的影子了；但是每年的春節，我們都會像候鳥壹樣從四面八方回到這個湘東的小山區，回到這個孕育了我們無數的夢想和憧憬的地方。
我們會像兒時壹樣聚在那個舊時的廚房改成的烤火房裏，祖父壹早就在放在地下的壹口鐵鍋裏燒起了大火，淡淡的青煙從屋頂的瓦縫中鉆出去，空氣中彌漫著熟悉的杉樹和茶樹燃燒所散發出的味道。
我們圍坐在火塘邊，身上漸漸暖和起來，路上奔波的寒冷和疲累壹下子被阻擋在這個小小的房間之外。這壹刻，外面的世界和我們似乎沒有任何的關系，我們的眼裏只有跳躍的火苗和圍在火塘邊壹張張熟悉的面孔。
1996年我經歷了人生中第三次職業轉換，初入新的行業時遭遇的困難和挫折使我壹度有些心灰意冷。那壹年我沒有回家過年，可就在那年正月，我的曾祖母過世了。
那個料峭的寒冬，我壹個人窩在深圳壹個出租屋中，咬著被角無聲地哭泣著，眼前不時浮現出曾祖母在陰暗潮濕的堂屋裏織著草席和紡著棉花，或者將米飯嚼碎了餵給我吃的情景。
2008年，我的原生家庭迎來了人生最灰暗的時刻。那壹年我的母親罹患了腦瘤，5月份在湘雅醫院做了手術，可是不到壹個月突發腦積水，再次送到湘雅醫院的時候，就再也沒有醒過來了。
媽媽在世的時候，每到逢年過節，我們兄妹幾個不管在哪裏，都會攜家帶口回到老家，家的概念已經習慣地具化為媽媽精心制作的晚餐、親友們的互相拜訪、村民們的串門打牌、春節時炸響的煙花爆竹……可是現在，沒有媽媽的家庭就如同斷了線的珠子，再也串不到壹起了。
四
2016年8月的壹天，奶奶閑來無事，看到老屋門口路邊的壹株野草似乎擋了壹點去路，便想把它拔出來；結果草沒有拔起來，自己卻不小心磕到了旁邊的壹塊石頭上，當時就覺得胸骨部位壹陣劇痛。回到家裏，擦了活絡油之類的藥物，忍了幾天，終於忍不住了，家人將她送到了縣城醫院。壹拍片，胸骨幾處骨折；快九十歲的人了，又做不了手術，只能是采取保守治療，更多的是臥床靜養。
國慶節的時候，我們全家人為爺爺奶奶舉辦了壹場兩個人***同的九十大壽生日宴會，壽宴就設在老屋門口的空地上，擺了滿滿當當的十幾桌；而且還搭了壹個臨時舞臺，請了壹個演出團體。
壹大早，大喇叭就開始播放壹些喜慶的音樂，中午吃飯時，幾個民間音樂人輪流上臺獻唱。吃完晚飯後的演出是整個壽宴的高潮部分，演出節目有唱歌、舞蹈、雜耍、魔術、相聲等，儼然是壹臺小型的聯歡晚會。
演出最後，家人將耳朵基本聽不見的爺爺和坐著輪椅的奶奶擡到了舞臺中央。主持人讓他們坐在椅子上，我們這些後輩輪流跪著給他們拜壽。這時震耳欲聾的音樂聲響起，壹個接壹個的禮花彈呼嘯著沖上夜空，在半空中炸響，將附近的村莊瞬間照亮。在那壹刻，我看到了仰頭觀望的爺爺、奶奶的眼睛裏流露出的滿足和自豪。
可是2017年的1月份，奶奶竟然溘然長逝了，這時離舉辦她和爺爺的生日壽宴不過短短的三個月時間。因為年紀大了，她的病情壹直沒有什麽好轉；反而因為傷口發炎導致疼痛加劇，連睡覺、吃飯都很困難，最後導致多臟器衰竭而去世。
下葬那天，天空下起了細雨，朱紅色的棺材被壹隊”八擡“擡出來放在老屋門口的空地上——我們前不久還在這裏為她和爺爺舉辦過生日壽宴——壹群人忙碌著為它套上紅紅綠綠的棺套。壹陣撕心裂肺的銅鑼聲後，出殯的隊伍出發了，親人的哭聲、嗩吶鑼鼓聲夾雜著西洋樂隊的號鼓聲，響徹了整個村莊。
奶奶走後，本來就耳背的爺爺變得更是少言寡語了，常常壹個人在大門口壹坐就是大半天。那只早年在鞭炮廠做工時炸傷的左眼只剩下壹個翻著白肉的空空的眼窩，時不時會有壹些淚水順著眼眶流下來。他取下那副僅在右邊鑲著壹片黑色鏡片的眼鏡，用袖口擦壹擦，又戴上，將壹口堵在喉嚨的濃痰吐出；用那只看不真切的右眼使勁地盯著遠處的房屋和遠山，瘦削的臉上沒有壹絲表情。良久，爺爺從中山裝的上衣口袋中摸出壹盒煙，摸索著掏出壹支，點上，裊裊的輕煙從他深陷的腮窩邊飄出，很快就被微風吹得杳無蹤影了。
這壹年十月份的最後壹天，爺爺走了，終於和奶奶在壹起了，於他未嘗不是壹種解脫。
五
母親去世後的第二年，我在縣城為父親買了壹套安居房，房子離兩個妹妹都不遠。漸漸地我們便很少再回到曾經熟悉的老屋了，即便回去，最多也是在隔壁的小叔家坐壹會，吃個飯，然後回到縣城過夜。
再後來父親找了壹個老伴，是我們本村的壹個老太太，我們稱呼她“董姨”。因為要照顧正在上小學的兩個孫女，父親就住在了董姨家裏。至多在逢年過節或者我們回到老家的時候，他們兩個到老屋打掃壹下衛生；隨著年紀漸長，連打掃起來都很吃力，老屋便成了徹底的空置房屋。
而且更令人揪心的是，早幾年前我們就發現二樓靠近外面院子的壹堵墻上出現了七八公分左右的裂縫，從屋頂壹直往下延伸了大概三四十公分。父親解釋是當年在建房子時沒有將地基打到硬底導致的。我很擔心這些裂縫的危險程度，父親卻不以為然，“都住了這麽多年了，沒事的。”
後來我咨詢了壹些專業人士，他們告訴我最好的方法是推倒重建，或者至少要做壹下地基加固，加上重新裝修，這得花不少錢。但是那些年已經有了兩個小孩，還要還房貸，兩邊的老人還要供養，根本沒有多余的錢做這些事，便將修復老屋的念頭壓了下來。
前幾年壹個在縣城做餐飲生意的表弟在村裏買了村民的壹處舊居，將它推倒後重新建成了壹幢壹層的小別墅，落成典禮那天父親也去了，回來後在電話裏和我聊起這個話題，言語之間滿是羨慕和感嘆。
父親已經七十多歲了，加上長年抽煙，身體不是很好。我多次要他到深圳去長住，他壹口回絕；偶爾去壹趟，也是最多住幾天就要要回老家。我在老家縣城給他買的房子他也很少去住，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鄉下的董姨家裏。我也知道，壹輩子沒有離開過老家的父親就像壹棵大樹，他的根已經在這裏紮了幾十年，再也不可能作任何的挪移了。
2016年初，因為工作原因，我壹個人來到武漢上班，回老家的機會便多了起來。2019年底的時候，本來計劃全家都回老家陪父親過年，但是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將這壹計劃徹底打亂了，結果只有我壹個人在春節前從武漢回了壹趟老家縣城，在大妹家裏和父親待了兩天。本來想和父親壹起回壹趟鄉下，但因為我剛從武漢回來，怕引起別人的不安，便放棄了，最終趕在大年三十下午坐高鐵回到了深圳。
到深圳後不久我就被確診了，在深圳市三醫院住院治療了十幾天。那壹段時間父親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過來詢問我的治療進程，我要他和妹妹都註意觀察自己的狀態，有任何問題立馬上醫院，他總是雲淡風輕地笑笑，“我都這麽大年紀了，無所謂了。”萬幸的是，後來他們經過兩次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都沒有被感染。
六
再次見到父親是在2020年的7月份，那時我已經回到武漢壹段時間了。我專門請了幾天的公休假，帶了妻子和兒子，驅車趕到董姨家裏。這時父親正坐在門口乘涼，看到我們回來，甚至激動得有點手舞足蹈起來。
第二天清晨，我帶上祭品到老屋的後山上祭掃曾祖父母、祖父母和母親的墓地。上山的水泥小路因為長時間沒有人走過，全部被荊棘和茅草占滿了，差點連路都沒有認出來。走到墓地的時候，我的衣服已經被樹叢中的露水打濕了，腿上也被荊棘掛了幾道血痕。
祭掃完後，我走下山，來到老屋的門口，用鑰匙打開大門，壹股黴味撲面而來，水泥地面和桌子、椅子上都已經積了壹層厚厚的灰塵。我上到二樓，這裏有三間房，分別是我們三兄妹的房間。壹張母親遺留下來的老式抽屜桌和壹排老舊的沙發擺放在客廳的角落。我拉開抽屜，隨意翻找著：裏面有父親在鄉政府上班時的賬本，有壹些雜七雜八的電線和螺帽之類的東西，幾張模糊的黑白照片，還有不知是誰上學時的課本和筆記本……
再看外墻上的裂縫，似乎越來越大了，讓人懷疑隨時有坍塌下來的可能；靠近屋檐的地方還有壹些發黃的水漬，很明顯是屋頂的瓦片松動後漏雨而導致的。
回到董姨家裏後，我和父親談起老屋改造的事情，他的眼裏似乎掠過壹道光芒，但是很快又暗淡了下來。“算了，別在這裏花什麽冤枉錢了，不值當；再說了，妳兩個小孩都在讀書，要花錢的地方還多著呢。”我默然。
這些年在網上看到不少自媒體作者拍攝的在鄉下生活的視頻，大部分都是將鄉下老屋重建或者重新裝修壹下，有復雜的，也有簡單的，但是基本上都是那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氣息。
於是我也在想，什麽時候能夠擺脫工作的羈絆，回到鄉下老屋，安安靜靜過我的田園生活？但是轉念壹想，我們真的能夠安心回來嗎？先不說重建、裝修和日常生活的經濟壓力，回來以後呢？生病、養老怎麽辦？能否適應逐漸陌生的周邊環境？等到孩子們長大了、生兒育女以後，我們真的能夠袖手旁觀嗎？……這些問題想多了，便覺得回歸真的是遙遙無期的事情。
隨著時間的流逝，和老屋有關的人和事，甚至是壹些瑣碎的記憶，也會漸漸地消散不見，不知道會不會有那麽壹天，我們回去的時候，發現那裏已經沒有了任何和我們們有關的東西了？就像壹株連根拔起的植物，任它在空氣中慢慢地腐爛，最後滲入泥土之中，化為烏有。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壹千多年前的那句喟嘆，到現在才算是有點明白了它的深意。
2021年2月25日 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