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書都是從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三個維度來探究文學思想的發展變遷，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也進壹步體會到中國古典文學受到政治的影響之深。閱讀的過程中有幾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思考點。
壹、士人心態與文學思想的互證
唐代文學思想史的發展變化與政局有關，但是它與政局的關系，主要是通過士人的心理狀態表現出來。政局影響士人的心理狀態，士人的心理狀態直接影響文學思想的發展變化。（p430頁）。人是思想的主體，把士人心態引入古代文學也是羅宗強先生闡述文學思想發展的特色，以士人心態為媒介，能夠探索到更深層，更細微的文學思潮的變化，且士人心態和文學思想可以互相印證，不僅可以看到社會背景和政局的變化引起士人心態的變化對文學思想和創作的影響，還能通過詩歌的創作和包含的思想論證士人心態的變化，從而論證其所在的社會背景。
比如在討論劉禹錫的《詠史》時，談到長慶四年《西塞山懷古》和寶歷二年的《金陵懷古》，在短短兩三年間寫了很多首懷古詩，表現出時光流逝，人事變幻，繁華已去，景物猶在的感嘆，能從詩人的詩中感受到貞元元和之際的多種改革熱情的消退。詩人在政局中感受到中興無望，所以諷喻和明道都沒有現實意義，但是他還是有用世之心的，忠於朝廷，所以才會借古抒懷。“可以看出，詠史詩乃是士人從關心改革視野外箱著眼於民生疾苦，轉為視野內向，抒發個人情懷，寫身邊瑣事的過程中體現的壹種思索個體人生哲理的現象。”（420-421頁）
二、文學思想辯證地交替發展
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文學思想的發展史壹個重功利的文學思想與非功利，重文學特征，重抒情的文學思想不斷交替的過程。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的發展都是沿著重文學藝術特質展開，是文學與非文學不斷區分，使文學不斷走向自身的過程。
這壹個時期承傳兩漢文論。從漢初的主諷諫、崇實錄、尚雅正，到漢末逐漸出現較為強烈的抒情傾向。建安時期文學成為感情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創作中有強烈的生命意識，重個性、感情和欲望，正始時期把哲理引入文學，到兩晉時期結藻清英，流韻綺靡，缺乏激情卻華美的文學。永嘉南渡之後文學的發展分為南北兩支，北方發展緩慢，文學有復歸的傾向，而南方在東晉時期文學與玄佛交融產生了哲理化傾向，到劉宋時期又從玄思轉向了抒情，到了永明時期，又從抒情逐漸發展到裝飾與娛樂方向上去。
這壹時期的文學也是相互融合，多元發展的，有重功利的，也有重娛樂的，但同時也有最健康的壹方向，那就是尚自然，主風力的詩歌思想。隋唐五代的文學思想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批判地繼承然後發展起來的。
隋代的文學思潮的主流仍是齊梁文風，南北朝文學思想緩慢融合，但文學思想的轉變是從唐代建立開始的。初唐用了九十年的時間為盛唐文學的到來奠定了基礎，從唐太宗和她的重臣們，到四傑在到陳子昂，在理論上把追求的幾十年的理想文學明確地表述為“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這是在創作上逐步擺脫綺艷文風的影響，逐漸走向內容充實，感情基調昂揚壯大的過程。
可以看到文學的發展經過了壹螺旋式上升發展的過程，像是從回旋到了建安時期重感情、有生命意識的風格上去，但又經過了不斷地包容並蓄，有新的發展。
盛唐產生了具有發端無形、興象玲瓏，不可句詮的風格，文學創作也充滿了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色彩，但到了天寶後期，士人也開始從理想回到現實中唐時期的詩風變化也反映除了文學由重理想抒情向重功利的轉變，產生了清冷淒美的大歷詩風，也產生了中唐的怪奇古奧、平易曉暢的雙峰對峙。這也是壹次思潮的回旋。在貞元末至元和期間，出現了唐文學的第二次繁榮。壹方面重功利的文學觀充分發展，另壹方面是革新的精神反映在作家對創作個性的自覺追求上。“甘露之變”以後重功利思潮消退，文學又開始轉向對藝術的追求，晚唐產生了深婉閎約而又細膩華美的心靈獨白的詩風。這種潮流到五代有進壹步發展，走向了主緣情重娛樂的道路上去。
隋唐五代的文學思想和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正好就像壹個回旋。從反對齊梁綺艷的文風開始，回歸到綺艷的文風上去。這種回旋往復並不是簡單的重復，文學思潮是發展的，是壹種螺旋式的上升。
三、文學思潮辯證發展中的壹些觀點的變遷
有壹些主流的觀點，如“緣情說”、“娛樂說”、“興寄說”、“風骨說”等觀點，都是在辯證地發展的。以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關於風骨的觀念變化為例。
“風骨”壹次本位漢魏品評任務的風神骨相所用，風骨這個概念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的發展經歷了劉勰、鐘嶸、陳子昂、殷潘諸家。
劉勰《文心雕龍》中將其作為文學評論的壹個範疇，作為品評文學作品的壹個主要標準，“風骨”是指“風力”和“骨鯁”，《文心雕龍· 風骨》:“蔚彼風力, 嚴此骨鯁”。“風力”即指作品中體現出的感情感的力量，是從感性的角度來說。“骨鯁”則指作品中的主要題材和思維邏輯結構，是理性的角度來說。
鐘嶸論“風骨”，說曹植“骨氣奇高”，說劉禎“仗氣愛奇......真骨淩霜”，說曹操“甚有悲涼之句”，他的“骨氣”著眼點在“氣”。指作家的性情，和風骨論中的“風”所指相近。
唐人追求風骨，殷潘在《河嶽英靈集》中之處不少詩人的作品有風骨，還把唐詩的發展過程概括為：“自簫氏以還，尤曾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自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他也以風骨為選詩的重要標準。但是唐人追求的風骨內涵有變化。
他們以建安為標榜，從“情感濃烈，壯大”這個角度來說，唐人與建安是相通的，他們講風骨就是講“壯思”，唐人繼承了建安風骨濃烈壯大的感情，把其巨大的氣勢力量強調了，把構成建安風骨重要特色悲涼情調給揚棄了，代之以昂揚明朗的基調。同時這種強烈中壯大的感情也是具有鮮明的唐代的特色。
同時唐人追求的風骨和劉勰《文心雕龍》中風骨也有理論上的差異。劉勰認為，作為文學批評的概念，美學的要求，風與骨包含兩個部分，各有側重，風指強烈的感情感染力，鼓動力；骨則指義理的邏輯力，說服力。而盛唐詩人對於風骨的追求著眼點放在詩上，側重點在情，而不在理。他們所言風骨，偏指風，所言骨，偏指氣，“風”與“氣”都是情的範疇，這是與劉勰的區別。
詩歌的思想從反綺艷開始，最後在某種程度上回歸綺艷，這樣壹個回旋也是存在過個軌跡，壹個是從反綺艷走向風骨，最後復歸綺艷，這壹軌跡以緣情說為基礎，只是生活視野、寫作題材和審美情趣和感情格調的變化。另壹個則是從反綺艷走向寫詩，發展到諷喻說表現出工具論（文學功利說），最後回歸綺艷。雙規交錯相接。
另外從散文的發展角度去觀察文學思想的發展變遷，也能看出散文與詩歌發展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也同樣體現在小說上。
綜上，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的學習讓我逐步理清了文學思想的發展脈絡，發現了研究文學創作的基本理論知識，後期還會多結合作品進壹步理解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