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學術交流項目參加者盡人皆知，就像舒婷所言，“既然抗拒不了誘惑，答應了人家給付的昂貴的國際機票，又免費接待旅遊觀光。中國人講究投桃報李，講究言出必行不可失信於天下……”（頁233，《用鳥語啼鳴》），妳肯定得答應對方並不過分的請求。我們的朦朧詩人居德雖久，精神卻不輕松。她的家書很動情，說“壓的最重最困難的任務是詩，而詩原是最任性最軟硬不吃的，需要機遇和等待。”“雖然長詩寫作不能松懈，但三月底之前，我還得交七篇短文給《德國之聲》，壹***需要二十篇，他們已將合同寄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頁265至273，《寫作自閉癥：關於長詩〈最後的挽歌〉的寫作通訊》）頂著壓力獨旅異域，誰能悠哉遊哉？“總有寫不完的東西，壹直焦急著不能放松。睡眠不好，夜裏盜汗，白天萎靡不振，午飯後喝過茶才能伏案工作。”她受的洋罪，我深有同感，也難得她不抱怨。女詩人生就比男同胞能忍辱負重？我無法忘記，第三輯“寂寞，舉起毛?的前爪”裏，那並非笑話的趣事：她相熟的詩人某君，好不容易獲邀抵歐，避居孤島別墅創作。頭天，散步遊泳，曬太陽；次日，心空且慌，力乏欲眠；第三個清晨，盼來小艇，沒等靠岸停穩，即飛身上船：快走快走！
負在舒婷身上的重壓，並不僅僅源於作詩和寫隨筆，而且來自閱讀和冥思。她看的書，也許連妳我閉門在家，都未必敢奢望去讀：“我帶了整整壹箱哲學理論、宗教入門和文學作品呢”（頁147，《不發光的羽毛》）。只見有人從國外往回帶書，沒承想舒女士竟向外國輸出。她故而蒙受委屈，“……塞進《西方音樂史》、《中國古文化博覽》，盡是些平時啃不動的大骨頭。……以致在香港行李超重34公斤，被課於重金6000多港幣。如此代價，壹當我正襟危坐打開《佛學精華》，腦殼就劇烈痙攣，要逃向調頻音樂臺正播放的輕音樂。”（頁3，《純黑流行色》）她筆下自比羽毛，但妳看見的，不是壹根輕飄飄的羽毛。
或許讀書成本最高，所以我感到她寫得最好的，就是“看張”的那組《讀書筆記》，如果不算富含詩意與哲理的《與寂寞相持》《渡向彼岸》和《不發光的羽毛》。因為，“到了德國後，我才像英國女作家吳爾芙所號召的那樣，有了完全屬於自己的房子。為此，我給自己訂了嚴格的作息時間和寫作計劃。”再說，也唯有張愛玲，她才讀得最起勁，最悠然自得。有自白為證：“讀到《公寓生活趣記》，說‘六樓蒼蠅幾乎絕跡，蚊子少許有兩個。如果他們富於想象力的話，飛到窗口往下壹看，便會暈倒了吧？’我樂過壹陣，趕快掩卷，必須省著點。羈旅德國還有半年，書雖帶了上百本，能養眼（美字美文）、養心（引古據今）、養神（情趣盎然）三者兼容的療饑之長效食品惟有壹二耳。”
這書的代序《試壹試拚盤》說，她“嘗試了壹種‘跨文體’寫作結構，讓多種文體串綴起來，如：嵌入家父病危的手書，兒子在德國作文，資料、文獻、日記、詩作以及丈夫‘吾國遙控’和‘諄諄教導’等等。”這的確好玩，也有紀念意義，尤其在她和家人看來。她有些像瓦爾特·本雅明，他“最大的野心是寫壹本完全由引文組成的著作”。《本雅明：作品和畫像》（孫冰編，文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66頁，10．00元）裏，有熟人譯文說，“本雅明有兩本短回憶錄，……記述了自己在柏林度過的童年和學生生活，是他對自己最精微細致的自畫像。”可詩人有別於哲學家，兩人想法自不相同，“我希望它有別於旅遊指南（這樣的書正越來越多），留學生文學（也不少），通訊報道，打工日記，或者有關德國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論文。”她無意扮演記者角色，但卻又以記者身份享受優待，觀摩過電影節。不難看出，那些不知所雲的影評片斷，以及給傳媒的見聞散記，並非挑剔讀者期待的文筆。她仿佛沒有耳聞，愛倫堡半世紀前，就在北京講過：“我是壹個作家，但我也從事記者工作。……有些國家的作家是有點看不起記者，輕視記者的。這是不對的，因為能夠做壹個好記者，總比作壹個壞的作家強得多。然而能夠做壹個優秀的作家，卻未必能做壹個較好的記者。”
《中華讀書報》 2000年0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