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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同源、分野、合流,壹篇講清古詩和詞牌的淵源與區別

詩這個概念並非僅僅指我們平時看得多的近體詩。近體詩是嚴格遵守平仄格律的,所以必然是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的規格,這種詩當然和詞牌區別明顯。但是中國的舊體詩除了格律詩之外,還有古體詩,也就是不遵守平仄格律的詩。古體詩既包括了整飭句子的作品,也包括了各種言體,如四言、六言、八言、九言,甚至在《楚辭》時代就出現了雜言體,有長有短。

但是我們都稱之為詩。

那麽為什麽唐前的長短不齊的我們稱之為“詩”,如“樂府詩”、“新樂府詩”,而到了唐宋之後,我們卻稱這些作品中的壹部分為詞呢?這其中到底有什麽淵源,古體詩和詞牌到底有什麽區別?

我們知道詩詞同源。那麽這個“源”是什麽呢?簡單來說,就是歌詞。西周至春秋時期,中央音樂機構派出采詩官大量采集民間詩歌,稱之成“風”,收集王公貴族宴樂詩歌,稱之成“雅”,樂師制作祭祀用樂,稱之為“頌”。這就是《詩經》的由來。

詩在早期是高層統治者了解民生的信息渠道,是教化諸侯和萬民的政治手段,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詩歌與生俱來就帶有了統治階層的氣質,雖然很大部分來源於民間。這也是為什麽我們今天讀到《詩經》,雖然直白,但是很“正”的緣故。

到了西漢時期,由於文化的發展遠遠快過音樂,很多詩歌作品沒有辦法配樂演唱,就出現了“徒歌”,詩才逐漸脫離音樂,成為吟誦體。隨著漢末曹魏開始的修辭手法發端後,詩歌在魏晉南北朝走向了形式主義的極端,宮體詩越寫越美,但是頹靡空洞,缺乏內容,受到了初唐詩人的大力批判。唐朝詩人繼承了宮體詩的詩歌體式和寫作技巧,註入了盛唐昂揚的氣象,讓盛唐詩歌躍上了文學的頂峰。

隨之而來的是格律雅化。在成為高層文人言誌抒懷,諷諫批評的工具之後,詩離普通百姓的生活越來越遠。詩去了高端,那麽誰來照顧老百姓的情感散發?人不可能總是大情懷,如何描畫自己的小情調?

曲子詞應運而生。早期的曲子詞就是軍籍、歌女的流俗作品,到了中唐,開始有文人參與詞的創作,如白居易的《憶江南》。這是詩人們在盛唐之後為詩歌文學尋找出路的時期——因為李杜等人把盛唐的詩推得太高了,不僅我們今天無法望其項背,中唐的詩人也是壹籌莫展,四處突圍。

像劉禹錫就從民歌中發展出《竹枝詞》,自成壹派,但還是古體詩的範疇。而他們從曲子詞升級上來伴隨音樂演唱的詞牌,經過五代的發展,到宋代就成為了完整而成熟的詞牌體裁。

我們可以看出詩詞的基因不同。

詩雖然也來於民間,但萬事可歌。我們今天去讀《詩經》,會發現它基本上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後來所有的詩體,不論是山水詩,田園詩,還是邊塞詩,遊仙詩——這些後期的發展衍生都可以在《詩經》裏面找到先驅。所以我們稱《詩經》是中國詩歌的起源,雖然在它之前就有了壹些古詩記錄。

唯有“題畫詩”是新創,那是因為文人畫到蘇軾的時候才真正現世,《詩經》中自然不會出現這方面的作品。

詩是題材廣闊,情懷博大的作品,後來逐漸走向上層建築,這是文學雅化的必然走勢。而詞的起源,正是因為詩往上走,才出來填補普通人的情感空間的作品。它壹生下來就自帶娛樂、宴樂功能,是以男女情愛為主題的,風格柔媚,格調不高。 這是詞的基因。

在正統的文人眼中,用來調情娛樂的詞牌文字,算不得文學。即使在詞牌盛極壹時的北宋,文人們每逢宴會就填詞助興,但卻從來不當回事。

很有些離不開女人,卻又鄙視女人社會地位的意思。甚至有詩陽剛、詞陰柔的說法。

歐陽修帶頭整頓文風,搞詩文革新,卻絕口不提詞牌的事。詞牌和詩文相比,是等而下之的文字,完全沒有必要去管。文壇領袖都是如此,大家自然順應接受這種認識,詞牌壹直就被用來抒發個人的小情感,局限在離愁別緒,男歡女愛之中。而正因為詞牌承擔了娛樂功能,詩就完全放棄了這個領域,越來越說教,越來越孤清。宋詩也就越來越高冷了。

這個過程就是“詩詞分野”。 歐陽修的詩和詞,風格迥然不同。愛國詞人李清照,詞風婉約柔美,詩卻豪氣陽剛,完全是男兒之作,如“死亦為鬼雄”。這是整個時代的文風,並非某壹個詞人的精神分裂。即使是“以詩入詞”,對詞牌選材拓寬,地位提升作出重大貢獻的蘇軾,他的詞牌作品和詩作相比,仍然缺乏雅正的感覺。即使他有意識地在詩詞題材、情感、手法上打通界限,但是內心深處,還是受時代影響,保留著詞和詩之間那種微妙的差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