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都稱之為詩。
那麽為什麽唐前的長短不齊的我們稱之為“詩”，如“樂府詩”、“新樂府詩”，而到了唐宋之後，我們卻稱這些作品中的壹部分為詞呢？這其中到底有什麽淵源，古體詩和詞牌到底有什麽區別？
我們知道詩詞同源。那麽這個“源”是什麽呢？簡單來說，就是歌詞。西周至春秋時期，中央音樂機構派出采詩官大量采集民間詩歌，稱之成“風”，收集王公貴族宴樂詩歌，稱之成“雅”，樂師制作祭祀用樂，稱之為“頌”。這就是《詩經》的由來。
詩在早期是高層統治者了解民生的信息渠道，是教化諸侯和萬民的政治手段，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詩歌與生俱來就帶有了統治階層的氣質，雖然很大部分來源於民間。這也是為什麽我們今天讀到《詩經》，雖然直白，但是很“正”的緣故。
到了西漢時期，由於文化的發展遠遠快過音樂，很多詩歌作品沒有辦法配樂演唱，就出現了“徒歌”，詩才逐漸脫離音樂，成為吟誦體。隨著漢末曹魏開始的修辭手法發端後，詩歌在魏晉南北朝走向了形式主義的極端，宮體詩越寫越美，但是頹靡空洞，缺乏內容，受到了初唐詩人的大力批判。唐朝詩人繼承了宮體詩的詩歌體式和寫作技巧，註入了盛唐昂揚的氣象，讓盛唐詩歌躍上了文學的頂峰。
隨之而來的是格律雅化。在成為高層文人言誌抒懷，諷諫批評的工具之後，詩離普通百姓的生活越來越遠。詩去了高端，那麽誰來照顧老百姓的情感散發？人不可能總是大情懷，如何描畫自己的小情調？
曲子詞應運而生。早期的曲子詞就是軍籍、歌女的流俗作品，到了中唐，開始有文人參與詞的創作，如白居易的《憶江南》。這是詩人們在盛唐之後為詩歌文學尋找出路的時期——因為李杜等人把盛唐的詩推得太高了，不僅我們今天無法望其項背，中唐的詩人也是壹籌莫展，四處突圍。
像劉禹錫就從民歌中發展出《竹枝詞》，自成壹派，但還是古體詩的範疇。而他們從曲子詞升級上來伴隨音樂演唱的詞牌，經過五代的發展，到宋代就成為了完整而成熟的詞牌體裁。
我們可以看出詩詞的基因不同。
詩雖然也來於民間，但萬事可歌。我們今天去讀《詩經》，會發現它基本上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後來所有的詩體，不論是山水詩，田園詩，還是邊塞詩，遊仙詩——這些後期的發展衍生都可以在《詩經》裏面找到先驅。所以我們稱《詩經》是中國詩歌的起源，雖然在它之前就有了壹些古詩記錄。
唯有“題畫詩”是新創，那是因為文人畫到蘇軾的時候才真正現世，《詩經》中自然不會出現這方面的作品。
詩是題材廣闊，情懷博大的作品，後來逐漸走向上層建築，這是文學雅化的必然走勢。而詞的起源，正是因為詩往上走，才出來填補普通人的情感空間的作品。它壹生下來就自帶娛樂、宴樂功能，是以男女情愛為主題的，風格柔媚，格調不高。 這是詞的基因。
在正統的文人眼中，用來調情娛樂的詞牌文字，算不得文學。即使在詞牌盛極壹時的北宋，文人們每逢宴會就填詞助興，但卻從來不當回事。
很有些離不開女人，卻又鄙視女人社會地位的意思。甚至有詩陽剛、詞陰柔的說法。
歐陽修帶頭整頓文風，搞詩文革新，卻絕口不提詞牌的事。詞牌和詩文相比，是等而下之的文字，完全沒有必要去管。文壇領袖都是如此，大家自然順應接受這種認識，詞牌壹直就被用來抒發個人的小情感，局限在離愁別緒，男歡女愛之中。而正因為詞牌承擔了娛樂功能，詩就完全放棄了這個領域，越來越說教，越來越孤清。宋詩也就越來越高冷了。
這個過程就是“詩詞分野”。 歐陽修的詩和詞，風格迥然不同。愛國詞人李清照，詞風婉約柔美，詩卻豪氣陽剛，完全是男兒之作，如“死亦為鬼雄”。這是整個時代的文風，並非某壹個詞人的精神分裂。即使是“以詩入詞”，對詞牌選材拓寬，地位提升作出重大貢獻的蘇軾，他的詞牌作品和詩作相比，仍然缺乏雅正的感覺。即使他有意識地在詩詞題材、情感、手法上打通界限，但是內心深處，還是受時代影響，保留著詞和詩之間那種微妙的差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