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名著《水滸傳》說的是北宋年間梁山108位好漢的故事。但有意思的是，這些鐵骨錚錚的漢子中，好幾個人竟都喜歡在頭上戴花——
比如短命二郎阮小五戴過石榴花；病關索楊雄戴過芙蓉花；浪子燕青戴過四季花。尤其是梁山座次排第95把交椅的劊子手蔡慶，愛戴花更是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不分時候花不離頭，人送綽號“壹枝花”。
大家可不要以為，因為他們是流氓土匪，所以口味不走尋常路，其實，這也是當時席卷朝野的時尚——男子愛簪花。
宋朝男子簪花之風盛行
說到這些宋朝男人戴花的習慣，既跟性情風流與否無關，也跟出身貧富與否無關，而是當時壹種普遍的社會風氣。據《宋史·輿服誌》記載，彼時簪花已是壹種宮廷禮制。南宋詩人楊萬裏曾在《德壽宮慶壽口號》壹詩中寫道：
春色何須羯鼓催，君主元日領春回。
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
這裏不僅描述了宮中正月十五佳節歡慶的喜樂場面，還有當時人人頭上簪花的盛景。遠遠望去，壹片姹紫嫣紅、暗香浮動。
北宋文學家蘇軾，曾任杭州通判。在牡丹盛放的時節，他去吉祥寺賞花，並賦詩壹首——《吉祥寺賞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
醉歸扶路人應笑，十裏珠簾半上鉤。
此詩前兩句生動刻畫出蘇軾曠達不羈、灑脫樂觀的形象。即使他垂垂老矣，也傾慕花之嬌姿艷質，於是有了簪花上頭的勇氣。
由此種種可見，在宋朝時，男士簪花已不算另類奇怪的妝扮。其受眾之廣，從朝廷官員到平民百姓，已儼然成為壹種社會風俗。
走入國宴且象征皇權
除了平日裏被各階級人士喜愛，宋代男子簪花更是上升為“國宴”的壹大特色之壹——即宮廷宴會的固定禮儀。
《宋史·禮誌》就說到，凡是國家大型慶祝和宴會活動中，都會出現簪花的喜慶身影。這些大宴，足足囊括了春秋大宴、聖節大宴、聞喜宴、錫宴、曲宴、飲福宴等。
不過，男子簪花這壹社會風潮可不是從北宋才刮起來的。在更早的唐朝，簪花習俗就已出現，只不過是到了宋朝才真正日益普遍起來。
但是，早期在宋太祖、宋太宗兩朝時，也還未見到宴會簪花的記載。直到宋真宗時期，簪花之禮才在宮廷宴會中正式盛行。而到了宋徽宗時，則真正將“男子簪花”推崇到了極致。每次他出遊歸來，都是嬌俏感十足的“禦裹小帽，簪花，乘馬”。對那些隨行伴駕的臣僚、儀衛，宋徽宗也都賜花簪戴。
同時，徽宗不僅崇尚戴花，還制定規則。比如，他明令：有宮花錦襖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內。所以，壹朵小小的簪花，不只是宮禁內的“通行證”，甚至成為上層社會身份的標識、等級的象征。
正所謂“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所以說，宋朝百姓之所以對簪花趨之若鶩，與皇帝喜歡和倡導密不可分。
發展到後來，作為壹種朝廷禮儀，皇帝每次詔近臣賞花，也都會將他喜愛的花卉摘下，並賜予身邊的親王大臣，讓他們戴在頭上，以此象征皇權的恩寵與榮耀。
官運亨通的代言者
當然，除了政治寓意，簪花也被文人墨客賦予了有趣的文化含義。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就曾記錄過壹個“四相簪花”的典故。
北宋時期，揚州太守韓琦官署的後花園裏，種植了壹種叫作“金帶圍”的芍藥。花瓣上下呈紅色，中間長出壹圈金黃蕊，壹枝四杈同時開了四朵花，很是艷麗。韓琦十分高興，請來當時正在揚州駐留的大理寺官員王珪、王安石和陳升之三人，***同觀賞這壹奇景。
當飲酒賞花之際，韓琦便剪下這四朵花，在每人頭上插了壹朵。沒想到此後的三十年中，這次參加賞花的四人，竟都先後做了宰相，正是應了“四花之瑞”的吉祥。從此，芍藥就被譽為“花瑞”，取意幸遇“金帶圍”並簪戴之人，就會官運亨通。
雖是典故傳說，這裏卻寄予著人們借簪花之美追求榮華富貴的願望。逐漸地，簪花被視為仕途升遷的重要標誌，官員們將其看作壹種至高無上的殊榮與祥瑞。而每到花開時節，民間百姓們外出賞花，也會將時令鮮花插於頭上風雅壹番。這在當時，簡直成為京城中的壹大盛景。
當然，也有不喜歡簪花的人。比如，砸過大缸的司馬光。他熱衷於平實樸素的風格，認為簪花乃屬奢靡之風，且與男子英勇氣概不符，因此很是反感簪花之禮。
據說，仁宗年間，司馬光高中進士，出席朝廷的聞喜宴。皇上賜給每人壹枝花，別人都覺得無上榮光，趕緊戴在頭上並謝主隆恩。只有司馬光很是不情願，直到旁人提醒才勉強戴上，實在是時尚風潮裏的特立獨行者。
但是，簪花不是妳想拒就能拒的。針對不習慣戴花的官員，宋朝也采取了嚴厲的應對措施。倘若有官員不把所賜之花戴在頭上，就會受到禦史彈劾。如此壹來，簪花成為壹種明文規定的禮儀制度，更是加速促成其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接受。
縱觀歷史，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獨特的印記與風采，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審美觀點與人文觀念。而宋朝簪花之風盛行，除了展示風雅之外，又多了幾分全民參與的文藝色彩。
這個以文藝著稱的時代，人們對於美的追求，不分貧富，不分階級，不分男女，如同壹種本能的向往，骨子裏的摯愛情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
可以說，從宮廷禮制到民間娛樂，“男子簪花”不僅體現了北宋開明、包容的社會環境，也折射出了審美歸宿、精神認同與普世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