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裏就有比較成熟的對仗句了，比如大家熟悉的“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易經》裏也有，比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離騷》更多，比如“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也是就說，在先秦的典籍、詩文裏，對仗盡管不嚴格，也已經成為廣泛使用的修辭手法。
到了漢代，漢樂府裏的對仗也是很多的，比如“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據說是東漢末年創作的《古詩十九首》裏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就顯得更為成熟。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漢賦，漢賦的句子更是講究對仗的，並且以對仗鋪陳為特征。後來發展起來的大賦、小賦、銘文等，都以對仗為顯著特點。
六朝的駢體文是最為興盛的，。為什麽叫駢體？就是因為對仗嘛。並且駢體文還形成了基本固定的句式，因此也被稱為“四六體”。前面四個字，後面六個字，這是壹句，下壹句同樣格式，並且對仗。
六朝時期音韻學發展起來了，所以對於對仗的要求就越來越高，越來越接近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這種華麗的文風，在六朝已經成為掩蓋內容空洞的外衣，被很多人所批評。到了隋代、唐代，都有官方下文件來批評、糾正。因為不僅僅是對仗手法用於詩歌，奏章也是四六體。
到了初唐的上官儀，也就是上官婉兒的爺爺，把對仗的規律總結了壹下，提出“六對”、“八對”之說，對後來的律詩中的對仗句影響很大。
再到後來，武則天時期，在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這些宮廷詩人手裏，把對仗的規範列為格律體的準則，才成為中晚唐開始流行的近體詩，就是我們現在學習、使用的五律、七律什麽的。
按說，對仗作為壹種修辭方法，是需要對字句進行雕琢的，這與古樸的詩文風氣是不相適應的。我們今人認為古樸的更為自然，對仗至少是有損自然風格的。
但是，古人卻不這麽看。
六朝的沈約、鐘嶸，就認為對仗是符合自然的。這是什麽邏輯呢？因為在他們看來，世間萬物都是陰陽相對，相反相成，因此對仗這種兩兩相對、形式整齊的文句，正是自然的和諧體現。所以在最初這種形式被稱為“偶句”或“對偶”，就是兩個壹模壹樣的意思。他們在評價某個對仗句的時候，也往往下壹個“自然”的評語。
到後來，人們發現“偶句”和儀仗隊列隊似的，整齊而相對，所以就叫“對仗”了。對仗和對偶、偶句，說的都是壹回事。
對仗在格律體、賦體裏的廣泛運用，古代散文，尤其唐宋時期及以後的散文，也經常出現對仗的句子，大家讀讀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就會有體會，這裏就不舉例了。
盡管對仗很成熟，並且廣泛運用與詩文，但真正用來貼對聯，卻是比較晚的事兒。直到五代十國快結束的時候，才出現了楹聯。
大家都認為第壹幅楹聯是後蜀孟昶所創建，並且壹上來就是用作春節的春聯的。他的對子是這樣的，“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這可是歷史上第壹幅楹聯，也是第壹幅春聯。
這個對子有意思的是，孟昶亡國與北宋，把孟昶抓走後，趙匡胤往成都派了自己的官員。這個官員居然就叫“呂余慶”。真是新年之際，納進了“余慶”。
這還不算，趙匡胤後來把自己的生日定位全國的法定節日，就叫“長春節”。孟昶在這幅對聯裏已經預告了將會出現壹個“嘉節”，就叫“長春”。
壹語成讖啊，所以大家寫東西，是不能隨隨便便地寫滴。
孟昶發明的春聯這種玩法兒，壹開始是刻在兩塊桃木板子上的，所以叫做“桃符”。後世的詩人提到對聯的時候，往往用“桃符”替代。
比如陸遊的《己未新歲》：“桃符帶草寫，椒酒過花斟。”王安石的《元日》：“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後來紙張發展了，就成為寫作紅紙上的對聯了，壹直沿用到現在。
楹聯，顧名思義就是貼在“楹”上的，就是門框。只有春節貼的叫春聯，其他場合另有叫法，比如壽聯、喜聯、挽聯等。
楹聯作為壹種輕便有趣的文體，也是文人雅士們的雅玩之具，很多對聯都是做著玩兒的，並不用來張貼。
古代小孩子們上私塾，啟蒙就要對對子，這是寫詩的基本功，也是文人交際的壹種工具。到了清代，才有了《聲律啟蒙》、《笠翁對韻》這樣的蒙學書，孩子們學對仗就更加方便了。
我們熟知的“天對地、雨對風”之類，就出自這類書。這兩本書全用對仗手法寫出來，除了普及對仗知識外，還有很多典故在裏面，這些典故都是歷代詩人們常用的典故。還有壹點，這類書按韻部來分篇，所以也是了解和學習平水韻的不錯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