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是我國偉大的文學家。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郭沫若先生就以壹部《女神》詩集開壹代自由體詩風，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成為了我國新詩歌運動的奠基者。《女神》壹經問世，便因其情感的大解放、詩體的大創新宣告詩壇上“胡適的時代”終結了。標誌著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新詩時代的到來。
郭沫若先生於抗日戰爭時期先後創作了《虎符》、《屈原》、《南冠草》、《高漸離》、《棠棣之花》、《孔雀膽》六部大型歷史戲劇。《屈原》是郭沫若將歷史事件與現實生活巧妙結合起來，以歷史人物的再創造表達他對於那個時代的憂憤的最好表征。
1948年，中央研究院（國民黨時代搞的類似中科院的機構）選舉出第壹批81名中研院院士，其中人文組28名。郭沫若雖然因為政治立場的緣故沒有出席，但無可爭議的以考古學和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貢獻當選為中研院人文組院士。中研院院士是很崇高的榮譽，又是第壹屆，當然少不了各種撕逼爭奪，但沒有去爭的郭沫若卻毫無懸念的當選，可見郭沫若的學術名望是眾所公認的。
作為第壹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確立了壹個很好的基調，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只是壹個人的科學研究水平，而是集體的整體水平提高。對於科學和科學研究，無論行內行外都要重視，但又不要急功近利，要把眼光放長遠。作為壹個中科院的院長其實郭沫若是很合適的人選。不在於他自己是不是自然科學的研究者和成功者，而在於他對於自然科學的態度，發展觀和有高度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