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楚漢之爭也是很多詠史詩的好素材，只是詩人對項羽過江與否的態度則各有立論。比如杜牧便持應該過江不應自刎的態度：“勝敗兵家不可欺，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
重來未可知。”王安石則認為項羽註定失敗，即使渡江也無可挽回：“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壹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李清照此作雖然也是歌頌項羽，但並非就史論史，有著自己的用意。
《烏江》壹詩作於南渡之後，時靖康恥後，徽欽遭擄，汴京雖陷於金，但長江以北仍有大片土地在宋朝手中，更何況淪陷之地也存在諸多民間抗金組織，所以李綱、宗澤、嶽飛等“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誌願是有著現實基礎和可能性的。然而高宗卻壹再南遷，偏安壹隅，乃至“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種壹再過江、不思進取的現實與項羽烏江自刎的歷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恰恰激發了李清照發人深思的感慨。
《烏江》之外，還有壹首五言詩《詠史》如出壹轍：“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以兩漢之繼喻兩宋之繼，以王莽新朝之篡漢比金人所立張邦昌之楚、劉豫之齊，以嵇康死於反對司馬氏篡位之事，清晰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