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行己有恥”，即是要用羞惡廉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言行。顧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等處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屬於“行己有恥”的範圍。有鑒於明末清初有些學人和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而喪失民族氣節，他把“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結合起來，強調二者的關系。他說：“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是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認為只有懂得羞惡廉恥而註重實學的人，才真正符合“聖人之道”。否則，就遠離了“聖人之道”。所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既是顧炎武的為學宗旨和立身處世的為人之道，也是他崇實致用學風的出發點。 此外，顧炎武“博學於文”的為學宗旨的壹大特色，是他不僅強調讀書，而且提倡走出書齋、到社會中去考察。他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猶當博學審問。……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讀書與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提出和運用，開創了清初實學的新風。
古韻研究
顧炎武把古韻分為10部，其中有4部成為定論，即歌部、陽部、耕部、蒸部。其余幾部也都初具規模，後來各家古韻分部，都是在顧氏分部的基礎上加細加詳。顧炎武在音韻學上的最大貢獻是用離析“唐韻”(實際是《廣韻》)的方法研究古韻。宋人也曾研究古韻，但把《唐韻》的每壹個韻部看成壹個整體，沒有想到把它們拆開，因此,盡管把韻部定得很寬，仍然不免出韻。另壹個極端是遇字逐個解決,沒有註意到語音的系統性。顧炎武則把某些韻分成幾個部分，然後重新與其他的韻部合並。這樣有分有合，既照顧了語音的系統性，又照顧了語音的歷史發展。他首先廢棄平水韻，回到“唐韻”。比如把尤韻壹部分字如“丘”、“謀”歸入“之咍”部,這就是“離析唐韻”，回到古韻。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韻各分為二，屋韻分為三,令它們歸入不同的古韻部,充分體現了古今語音系統的差別。他的這種離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還公認是很有價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聲配陰聲。《詩經》常常有入聲字跟陰聲字押韻，以及壹個字有去入兩讀的現象，顧炎武從這些現象中認識到，除了收唇音的入聲緝、合等韻沒有相應的陰聲韻以外,入聲都應該配陰聲。在古音學的分部問題上，有陰陽入三分法，有陰陽兩分法，按兩分法說，他的作法是對的。 顧炎武在古音學的研究中，壹方面有理論的建樹，另壹方面有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後來被學者譽為古音學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學五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