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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麽理解海德格爾的詩是對神性尺度的采納?

作詩促使棲居的詩意成為可能,但是,棲居置身何處才能實現這種“詩意”?海德格爾認為,此在必須憑借壹個“區域”,這種“區域”通過“仰望”貫通天空與大地“之間”,此在恰恰置身這個“之間”(das Zwischen)實現自身的棲居的詩意,海德格爾將這個“之間”稱為“維度”(die Dimension),“維度”正是此在的棲居成為可能的居所,此在置身貫通天地與大地之間的“維度”之中實現棲居的詩意。壹種“仰望”貫穿天空與大地“之間”,根據荷爾德林的詩句,“人以天空度量自身而得以貫通此尺度”,為了實現在大地之上棲居的詩意,此在必須需要借助某種“尺度”,這種“尺度”恰恰來自貫穿天空與大地“之間”的“天空之物”,亦即神性:“神性是人借此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棲居的‘尺度’”。[1](p205)只有借助這種神性的尺度“測度”棲居,此在才能實現自身在大地之上的“存在”(Sein),那麽,這種神性是什麽?

眾所周知,海德格爾進入大學之後首先研習神學,後來因為身體緣故改學哲學,他曾經坦言:“沒有這種神學來源,我絕不可能走上思想的道路”。所以,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具有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 但是,不能簡單將海德格爾的“思的工作”視為某種宗教神學的隱晦表征,我們只能這樣認為:“海德格爾的哲學有壹定神秘主義色彩,但不能說有強烈的宗教傾向,也就是說,他的哲學是壹種有神秘色彩的人本主義哲學,而不是宗教哲學(這和克爾凱郭爾不同)。”(p198)在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之中,“諸神”、“神性”與基督教體系之中的“上帝”沒有任何直接聯系,較於“上帝”或者“諸神”,海德格爾認為“神性”更加具有“本源”特性,所以,他的“諸神”、“神性”概念更加接近“前蘇格拉底”(Pre-Socrates)時期希臘神話之中的神靈,或者“早期希臘人所理解的自然和人的概念”。(p198)

對於海德格爾哲學的神秘主義傾向,美國學者查爾斯-巴姆巴赫同樣認為:“認為海德格爾對神話沒有批判態度,或者認為他保持原樣不加批判地崇敬神話事物,這種看法是幼稚的。……這並不意味著海德格爾有意識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尋求建立壹種神話語言,他的大部分基本術語……都是在壹種為展開存在的隱蔽領域而制定出壹套嚴格的詞匯的努力中使用的,而並不僅僅是壹位神話作家的浪漫表達。海德格爾對於為了表達存在之運作而追尋壹種關鍵性語言是極端嚴肅的。”(p95)海德格爾的神秘主義思想反映他壹貫的運思路徑,亦即對於現代技術的嚴厲批判,猶如尼采,海德格爾堅持認為只有“前蘇格拉底”時期才是人類置身“四重整體”(das Geviert),實現天、地、神、人和諧***生的詩意棲居的時代,所以,海德格爾借助“諸神”、“神性”的隱晦概念表達對於基於“集置”(Ge-stell)本質的現代技術時代的批判,顯現強烈的人本主義色彩。

如前所述,此在只有借助神性“測度”自身之際才能實現在在大地之上的棲居的詩意,於是,“人之棲居基於對天空和大地所***屬的那個維度的仰望的測度”。[1](p205)那麽,“測度”(Vermessung)是什麽?首先,“測度”不是通常意義理解的幾何學或者科學,測度的功能在於測定“天空與大地兩者相互帶來的那個‘之間’”[1](p205),亦即測度提供壹種“尺度”,對於此在的棲居之所“維度”的測度是實現此在棲居的前提條件:“測度是棲居之詩意因素”[1](p205)。作詩恰恰正是壹種“測度”(Vermessung),亦即“度量”(Messung),“此在可以通過“度量”采取壹種“尺度”,作詩乃是壹種“度量”,“度量”顯現自身成為壹種“采取尺度”,於是,“作詩乃是尺度”。[1](p206)作為“詩人的詩人”,荷爾德林恰恰在“采取尺度”之中洞見棲居的“詩意”本質,那麽,這種“尺度”是什麽?答曰:神性:“尺度乃是人借此度量自身的這種神性”[1](p206),“神性”是詩人的尺度,保證詩人的“作詩”成為可能,詩人借助“神性”度量自身,“這種度量壹旦發生,人就能根據詩意之本質來作詩,而這種詩意壹旦發生,人就能人性地棲居在大地上。”[1](p215)

詩人通過采取“神性”的尺度實現棲居的詩意,那麽,神性的尺度如何實現?此在通過什麽方式把捉這種隱而不顯的神性尺度?答曰:借助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的貫穿天地的“維度”顯現神性尺度,“維度”貫穿天地之間的純然機體,此在只要棲居在大地之上,必然穿行這種貫通,只有通過“維度”的實現才能把捉神性的尺度,對於詩人來說,“采取尺度”本真顯現成為“作詩”,唯有通過作詩,才能首先實現詩人進而實現此在(Dsein)在大地之上棲居的詩意:“只有當作詩發生而成其本質而且其發生方式的本質是我們所猜度的,就是作為壹切度量‘采取尺度’,這時候棲居才會發生。” [1](p212)“采取尺度”乃是壹種本真的測度,亦即“度量”,作詩恰恰顯現自身成為“采取尺度”,於是,作詩乃是對於棲居的“維度”的本真度量,作為“度量”的作詩乃是壹種原初意義之上的“築造”(buan),如前所述,築造的本質正是壹種“讓棲居”,所以,作詩顯現自身成為壹種“讓棲居”,作詩促使棲居稱為可能。

於是,“作詩建造著棲居的本質,作詩與棲居非但並不相互排斥,毋寧說,作詩與棲居相互要求,***屬壹體。”[1](p213)雖然我們已經確證作詩與棲居之間的純然壹體的親緣關系,但是,此在的現實的棲居恰恰顯現成為壹種“非詩意”,因為我們飽受住宅短缺的困擾,那麽,如何能夠斷言此在的棲居的詩意?海德格爾認為,此在棲居的“非詩意”恰恰說明棲居的本質的“詩意”,棲居首先基於“詩意”,但是,因為棲居置身“集置”(Ge-stell)本質的現代技術的時代,深受技術的霸權行徑的脅迫,於是,棲居被迫淪落成為壹種人類普泛的無家可歸,所以,棲居的“詩意”本質顯現自身異化的對立層面:“非詩意”。在海德格爾看來,導致“非詩意“的棲居的出現的原因在於:人類沒有采取壹種“神性尺度”,沒有能力借助壹種神性尺度深入批判現代技術時代自身的諸多劣跡,所以最終導致“狂熱度量和計算的壹種奇怪過度”。[1](p213)

所以,棲居的“非詩意”並非任何不幸,原因在於,只有我們真正洞見棲居的“詩意”本質之際,才能以之作為“尺度”衡量當下棲居的非詩意以及造成棲居的非詩意的真正原因,所以,“只有當我們嚴肅對待詩意時,我們才能自己證明,我們的所作所為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對這壹轉折做出貢獻。”[1](p214)

(三)結語

通過對於海德格爾的棲居問題的深入追問,我們可以發現:在海德格爾的思想深處蘊藉壹種強烈的對於現代技術時代的深刻質疑與嚴厲批判,以及對於人性的救贖的渴望與對於此在的“存在”(Sein)的憂患危機意識,具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1)“上帝的缺席”:“上帝的缺席意味著,不再有上帝顯明而確實地把人和物聚集在他周圍,並且由於這種聚集,把世界歷史和人在其中的棲留合為壹體”。(p281)海德格爾始終認為現代技術時代是壹個“棄神”的時代,它處於雙重否定之中:“這是壹個貧困的時代,因為它處於壹個雙重的匱乏和雙重的不中:在已逃遁的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來的神之尚未中。”(p52-53)現在,人類僅僅依賴強大的現代技術處理自身事務,完全缺失自身原初保有的“神性尺度”,借助“神性尺度”度量自身更加成為“貧困時代”的壹種虛妄的神話,人類早已忘記自己棲居的“詩意”本質,甚至忘記“棲居”本身,最終只能淪落成為無家可歸(Homelessness)的悲慘境地:“這種‘無家感’並不僅僅是在其他人中間的壹種奇異性形式。相反,它表現了這樣壹種人類的奇異性,這種在存在本身之中與其他人壹道、卻孤獨的不在家的存在者的奇異性”。(p352)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如果上帝不再存在,壹切都可以允許”,海德格爾關於“上帝的缺席”的悲觀主義思想依然可以視為尼采“上帝之死”的思想的深沈回音,“上帝的缺席”導致人類全然忘記自己棲居的詩意,無力借助“神性尺度”重新贏獲自身的本真“存在”。(2)現代技術時代的典型表征是欲望膨脹的現代技術甚囂塵上,進而代替“存在”,成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唯壹價值,現代技術的“集置”本質籽平壹切事物,於是,事物顯現成為平整、劃壹的千篇壹律樣態,此在喪失本真的自我,淪為毫無個性的“常人”(mess man),成為現代技術高歌猛進的可悲祭品。(3)置身物欲橫流的現代技術時代,此在早已遺失自己的死亡本性,不能“向死存在”,不能擔當作為死亡的死亡,甚至不能直面自身死亡的事實,此在的基本存在維度:痛苦、死亡、愛情,早已因為“上帝的缺席”棄離人類而去:“死亡遁入謎團。痛苦的秘密被遮掩起來。人們還沒有學會愛情”。(p287)已經失落的痛苦、死亡、愛情重新加劇時代的貧困,“上帝的缺席”造成“神性尺度”的付諸闕如,此在不能借助“神性”度量自身,於是,這是壹個“貧困的時代”。

追問棲居的本質在壹定程度上可能導致沈思棲居困境的問題,在現代技術統治的貧困時代,庸常、膚淺的人類將抱怨當下居住條件的艱難視為自己思想深刻的表征,人類不僅熱衷談論住房困難,而且試圖通過規劃建築業、促進住房建設力圖解決自身的居住問題。但是,海德格爾認為人類沒有真正把捉棲居的困境,安逸生活的追求遮蔽形而上維度的本真棲居本身,指出:“棲居的真正困境並不僅僅在於住房匱乏。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戰爭和毀滅事件更古老,比地球上的人口增加和工人狀況更古老。真正的棲居困境乃在於:終有壹死的人總是重新尋找棲居的本質,他們首先必須學會棲居。”[1](p170)棲居的困境並非晚近資本主義社會人類自身異化的歷史產物,而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命定的宿命,人類自身的悲劇恰恰在於依然沒有將現代技術時代的無家可歸視為真正的棲居困境與世界黑夜時代的歷史性命運,人類看似無所不居,其實,壹無所居。關鍵問題在於,人類如何才能救渡自身,重新贏獲業已失卻的棲居的尊嚴?荷爾德林詩雲:“哪裏有危險,哪裏也生救渡。”所以,海德格爾認為人類自身的無家可歸並非不幸,無家可歸的悲劇命運恰恰重新喚醒了人類久已遺忘的“在家之感”,蘊藉召喚人類“返鄉”的呼聲:“壹旦人去思考無家可歸狀態,它就已經不是什麽不幸了。正確地思之並且好好地牢記,這種無家可歸狀態乃是把終有壹死者召喚入棲居之中的唯壹呼聲。”[1](p170)

可見,海德格爾依然基於生存論存在論維度追問終有壹死者“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特征——棲居,依然堅持存在、築造、棲居、思想的純然壹體,苦心孤詣為現代技術時代困頓的人類自身尋找安身立命之本和皈依之根,尋找人類與大地的***屬壹體的植根狀態。無論何時何地,人類自身必須首先學會棲居,棲居自身顯現成為“詩意”。當然,在現代技術時代,“詩意地棲居”作為壹種烏托邦主義的對抗技術性棲居的救贖力量的實現必然艱難,棲居自身蘊藉“詩意”與“技術”的二元價值的抗爭。但是,無論如何,“詩意”的實現切近可能,壹旦發生,人類可以借助神性度量自身,由此實現人類在大地之維的棲居,恰如荷爾德林所說:“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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