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前，洛陽已有十三個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像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幾代建都洛陽之時，作為全國城市來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陽城市極其輝煌的歷史時期。隋、唐兩代，長安與洛陽是西、東兩都，城市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謂站在同壹個制高點上，是當時全國兩個最重要的城市。從中國都城的發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裏，主要是在長安與洛陽兩地之間進行選擇，這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形勢所決定的。
唐末戰亂之後，長安、洛陽均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昔日的輝煌已壹去不復返了，其中以長安為甚。五代伊始，朱溫建立梁朝，史稱後梁，把國都選擇在汴州開封。不過，開封建都在草創階段，朱溫在以開封為東都的同時，又以洛陽為西都，並長期駐蹕於此，所以洛陽仍保持著首都的地位。至於長安，則降為雍州，變成壹個地方性的城市了。後唐之時，以洛陽為首都，雖以長安為陪都，實際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晉、漢、周三代，依照後梁制度，稱開封、洛陽為東西兩京，即開封為首都，洛陽為陪都，北宋繼之。由此可知，五代時期，建都在開封、洛陽兩個城市之間選擇，最後把首都的地位確定在開封，這也是當時的經濟發展及政治形勢決定的。
五代時期，從洛陽本身的城市演變來考察，時或首都，時或陪都，大體上保持著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壞之後，不斷地有所恢復，已非長安可比。正因為如此，北宋壹代，把這個陪都的地位擺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繼續加以扶持，使洛陽在全國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關於這壹時期洛陽城市的具體面貌和特征，本文將分成若幹部分來論述。 隋唐時代的東都洛陽，有宮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內，縱橫各十街，整齊劃壹，表現出非凡的帝都氣派。根據唐人韋述的記載，皇城至京城正南門的定鼎門大街，也即禦道，廣百步，其他如上東、建春二橫街為七十五步，長夏、厚載、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門等街，各廣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廣三十壹步。[1]在街道之間，隋有壹百零三個裏，三個市；唐改裏為坊，有坊壹百壹十三，市三。每坊四周各長三百步，中開十字路，四出趨門，從坊的大小相同這壹點上看，比長安之坊還規整得多。
當時，洛陽的三個市，商業繁榮，經濟發達。如唐之南市，即隋之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內壹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貨賄山積。隋之通遠市，周圍六裏；大同市周四裏，開四門，邸壹百四十壹區，資貨六十六行。應當肯定，隋唐時代，洛陽是壹座非常繁華的都市，實行著嚴格的坊、市分離制度。
唐自安史之亂後，洛陽就不斷遭到戰爭的破壞，降及唐末，天下大亂。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權遣將孫儒攻擊河南尹、東都留守李罕之，“據京月余，焚燒宮闕，剽掠居民”，無惡不作。李罕之暫退澠池，孫儒又與諸葛爽“叠相攻伐”，民無寧日，這樣經過幾年的戰亂破壞，“都城灰燼，滿目荊榛”。光啟三年（887年）時，張全義為河南尹，駐軍於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寂無雞犬之音”。可以說，洛陽又壹次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已經不像壹個城市的樣子了。
張全義進駐洛陽時，所帶百余人，與原來的窮民百余戶，在城內原南市地方，築壘自固，是為北城。後於市南又築嘉善坊為南城，且戰且耕，招納百姓，披荊種藝，經過幾年的努力，“京畿無閑田，編戶五六萬”，“號為富庶”。顯然，這裏所說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華，而是城市廢墟上的農村化，稼禾滿野，所以才沒有閑田。
唐昭宗天復四年（904年）前，朱溫準備遷唐都於洛陽，乃命張全義“繕治洛陽宮城，累年方集”。這年正月，昭宗東遷，為充實洛陽，朱溫下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連甍哭號，月余不息”。這年二月，朱全忠還親赴洛陽，督促工役，用犧牲長安的辦法，來恢復洛陽的都城地位。這次究竟從長安遷多少人往洛陽，史無明載，但從“月余不息”的時間上推斷，似乎有相當規模，人數是不少的。可是，張全義已把洛陽廢墟變成農田。這對城市恢復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難。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十月的敕書這樣說：
洛城坊曲內，舊有朝臣及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張全義葺理以來，皆已耕墾，既供軍賦，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論，認為世業，須煩按驗，遂啟幸門。其都內坊曲及畿內已耕殖田土，諸色人並不得論認。如要田業，壹任買置，凡論認者，不在給還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當，不在此限。如荒田無主，即許認識，付河南府。
唐朝末年，先是經歷過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的打擊，後又遭受軍閥的連年混戰，洛陽城的官僚、民戶，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燒。城市變成壹片白地。唐政府承認張全義開墾的田土為公田，不準原業主認領，也即不承認他們的產業所有權。未曾耕墾的荒田，才允許原業主認為己業，還須到河南府重新辦理手續。在這樣壹個事實的基礎上，想要重建洛陽城，其難度是相當艱巨的。所謂唐朝的這壹敕書，實際上是朱溫頒布的，因此，朱溫代唐建梁，洛陽城的變化並不很顯著。
從五代時期的史實考察，真正對洛陽進行重建的是後唐王朝。唐莊宗於同光元年（923年）十月滅梁，年底即以洛陽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壹道敕書中追述了漢、唐以來洛陽的富庶，並對後梁不重視洛陽壹事作了壹番斥責，然後表示了重建洛陽的決心和辦法。敕書有這樣壹段話：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圖，重興蔔洛之都，永啟朝宗之會，將資久遠，須議葺修。務令壯觀於九重，實在駢羅於萬戶，京畿應有空閑地，任諸色人請射蓋造。藩方侯伯內處臣僚於京邑之中，無安居之所，亦可請射，各自修葺。其空閑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須自修蓋，如過期不見屋宇，亦許他人占射，貴在成功，不得虛占。
這壹敕書的內容，較之唐末，有較大改進，凡是京城空閑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請蓋造房舍，以為己有。京城內外的各級官僚，由於後唐政府還不能為他們在京城找到合適住房，只好允許他們申請占有閑地，自建房舍居住。原來有主之閑田，先令本主於半年之內自行建造房屋。過期不見動靜的，也允許別人占有。後唐政府提出壹條原則，“貴在成功，不得虛占”。這壹規定，勢必會加快洛陽的恢復工作。為落實這壹敕書，後唐又下詔“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等，並宜令洛京修完宅壹區，既表皇居之壯麗，復佳清洛之浩穰”，同時又宣稱，各地方官能否執行這壹詔令，是“愛君之誠節”的壹種表現。這樣使各地方官紛紛在洛陽投資建房，加快了洛陽建設的速度。但是，由於缺乏統壹的城市建設規劃，使建設處於壹種盲目的狀態，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點來。
後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開永通、厚載二門，並再次重申京城內空閑地的修營辦法。是時，左諫議大夫崔huì曾經指出：
臣伏見洛都頃年當制葺之初，荒涼至甚，才通行逕，遍是荊榛。此際集人開耕，便許為主，或農或圃，逾三十年。近歲居人漸多，裏巷頗隘，須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華夏之觀瞻益壯。因循未改，汙濁增深，竊惟舊制宮苑之側，不許停穢惡之物，今以菜園相接。宗廟祠宇公府民家穢氣薰蒸，甚非蠲潔，請議條制，俾令四方則之。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農田的開耕已逼近宮城，道路狹窄，“才通行逕”，城區之內到處是農田菜圃所用的穢惡之物。針對此情，崔huì才要求制定規劃，不僅供洛陽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為則，這確實是壹項刻不容緩的大事。
後唐為了恢復洛陽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補闕楊途上奏，認為“明君舉事，須合前規”，要求毀掉張全義在城內所築的南州、北州舊壘，改變“浩穰神京，旁通綠野，徘徊壁壘，俯近皇居”的局面。這年九月，後唐政府根據楊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張全義、李罕之的城寨，並要求河南府“先擘出舊日街巷，其城壕許人占射平填，便任蓋造屋宇，其城基內舊有巷道處便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請限壹月，如無力平kuī，許有力人戶占射平填”。從這裏可以得知，後唐恢復洛陽時，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舊制，張全義等所築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時，後唐還重新建立了興教門樓，以增加宮城南面的壯觀。
但是，洛陽多年形成的事實，並非後唐壹紙敕書馬上就能糾正過來的。《冊府元龜》卷十四《帝王部 都邑》明宗長興二年(931)六月戊辰條記載：
應京城六街及諸聞坊，先許人修建屋室，如聞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車駕。今後蓋造外，須通車馬，或有越眾牽蓋，並須劃時毀拆。並果園池亭外，余種蒔菜園空間田地，如本自辦，即限三月內蓋造須畢；如自不辦，並許人收買。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歸心之地，非農桑取利之田。當亂離而曾是荒涼，及開泰而兢為修葺，從來寂，多已駢闐，永安天邑之居，宜廣神州之制，宜令禦史臺、兩街使、河南府專切依次第擘劃，曉示眾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臨時詳度奏聞。其月，河南府奏：準敕、京城坊市人戶菜園許人收買，切慮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為業，固多貧窶，豈辦蓋造？恐資有力，轉傷貧民，敕旨：都邑之間，殷繁是貴，欲九重之轉盛，在百堵以齊興，作事斷自於不疑，出令必歸於劃壹。此據巡司申奏，為有亂射土田，遂設規程，令還價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閭閻，價使華夏***觀壯麗。朝廷以邦本興隆之計，務使駢闐，府司以園圃價例之間恐傷貧下，備詳敷奏，須議允俞。其在京諸坊，若是有力人戶及形勢職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於別處及連宅置得菜圃，令園子主把或典賃與人者，並準前敕價例出賣，不得輒有違越。如實是貧窮不濟人戶，置得園圃年多，手自灌園，身自賣菜，以供衣食者，則與等第特添價值，仍買者不得廣置地位，各量事力，須議修營，並要酌中，庶無逾越。
這段記載，對於研究洛陽在後唐時期的恢復壹事，非常重要，可以說明以下幾個問題：
(1)以前允許人戶在閑地建房，由於盲目性大，沒有計劃，造房者侵地太多，擠占了原來的街道，使道路由寬變窄，“乃至不通車駕”，造成了交通的困難。
(2)針對上述情況，制定相應措施，建房時要保留道路的寬度，“須通車馬”；如果不合此制，則要進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歸心之地，非農桑取利之田”的原則，宣布原來開墾耕種的田地及菜園，均不在保護之列，原業主有條件的自己建房，無條件建房者允許出賣土地，只對貧窮自耕菜農的地價進行適當照顧而已。
(4)根據城市建設的需要，後唐政府令禦史臺、兩街使、河南府協同合作，進行規劃，使洛陽逐步進入有計劃的恢復階段。
(5)經過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勢職掌曹司及有力人戶，在洛陽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壯觀。為防止他們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壹些相應的限制措施，不允許他們在別處及連宅再有菜園等。
(6)所謂“都邑之間，殷繁是貴”，遵循這壹指導思想，在建設中盡量要求好壹些，“貴使華夏***觀壯麗”，“務使駢闐”等等，都反映出後唐洛陽城的特點來。
不過，從當時實際的建設來看，後唐絕不可能完全恢復唐代洛陽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誌》時，引證韋述記載的洛陽街道後，不無感慨地說：“今不復舊制矣。”這句話的實際意義，就是五代宋元間，洛陽的街道由寬變窄了，應是後唐城市規劃跟不上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晉、漢、周三朝，以洛陽為陪都，許多官僚在這裏安家，城市上雖無大的創舉，但官僚們都在充實自己的家庭，修建安樂窩。這就是說，城市仍在不斷加強建設，人口也有所增加，經濟在繼續恢復之中。
到了宋初，洛陽河南府的兩個附郭縣，壹曰河南，管4鄉54坊；壹曰洛陽，管3鄉43坊。兩縣中去掉所屬鄉村，***有93坊，大體上反映了西京坊制的恢復情況。北宋中期，西京有坊120，其中88個隸河南，32個隸洛陽。這些坊的形成，“自唐末五代，鞠為荊棘，復約依舊地列坊雲”。由於洛陽城池廣大，短時期的建設是不可能填滿的，直到皇佑二年（1050年），張奎知河南府事，感到“坊久無榜”，“命布列之”，“按唐街陌，分榜諸坊”。從這些記載中可知，許多坊的建立或者說恢復，是大體上“約依”唐朝的街巷來劃分諸坊的，至於坊的榜額，是到北宋建立90年後，才統壹制定出來。
關於隋唐時期洛陽的“市”，至宋而逐步消失。如隋之豐都市，唐改曰南市。原占二坊之地，至貞觀九年（935年）即占半坊，另壹半名通利坊。唐末大亂後，張全義治洛陽，將南市改為臨時的河南府治所在地，使南市與通利坊成為南北二城的居民區了，宋朝不可能在這裏恢復那種坊市分離的“市”，只能壹沿其舊。宋時洛陽的時泰坊，本為隋之通遠市，周六裏，這個市南臨洛水，後亦廢掉，唐顯慶中舊市改坊，宋亦名大同坊。宋代洛陽有北市坊，本鄰德坊地，唐顯慶中創為北市，後廢市改坊，包括鄰德坊在內，原均為北市，到五代時，市的面積已大大縮小，盡管後唐時還在北市行刑，保留有北市之名，實際上很快就被官僚建宅與設置寺院而報廢了，至宋而為應天院廨院。
由上可知，從唐末到北宋，洛陽原來的專門“市”已不見提及，都劃成坊，增加了建築，成了居民區。這個史實說明，宋代的洛陽城內已是由原來的坊市分離制，嬗變成新的坊市合壹制，坊中居民面街而居，沿街成市，這是洛陽城市演進過程中的壹大進步。 根據《宋史卷八十五 地理誌》記載，宋代洛陽有宮城、皇城與京城（外城）三重，均為沿襲隋唐城而來，但周長略有不同。
宮城，周長九裏三百步，座落在京城之西北。隋時，舊名紫微城，唐代相因，周長十三裏二百四十壹步，高四丈八尺（註：關於唐洛陽宮城長度，《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誌》作“城東西四裏壹百八十步，南北二裏壹十五步，***合十三裏三十步”。《新唐書》卷三十八《地理誌》作“周長四千九百二十壹步，其崇四丈八尺，長度合十三裏二百四十壹步”。二者所記宮城周長，均與宋不同，可見宋洛陽宮城可能有所縮小。所以《河南誌》在《宋城闋古》部分記載：“宮城，周九裏三百步。”註文說：“疑西與北經損減。”這是正確的。）。宋宮城南面三門，中曰五鳳樓，東曰興教，西曰光政；東面壹門曰蒼龍，西面壹門曰金虎，北面壹門曰拱宸，宮城東西有夾城，各三裏余，東二門，南曰賓曜，北曰啟明；西二門，南曰金曜，北曰乾通。
關於五鳳樓，歷經滄桑，很能反映出唐末五代時期宮城的壹些變化。唐時興建的五鳳樓，在唐末已經不復存在，朱溫迫唐昭宗東遷洛陽時，命羅紹威等重修五鳳樓、朝元殿。“巨木良匠非當時所有，倏架於地，sù流西立於舊址之上，張設綈繡，皆有副焉。”《新五代史 羅紹威》亦記載：“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羅紹威時為魏博節度使，實力雄厚，擁有壹批能工巧匠，才能完成洛陽宮城的部分修建任務。
洛陽宮城之建築，在唐末五代之時，相對來說破壞較少，所以朱溫建梁後長期居住在這裏，後唐又略加修復。宋開寶八年（975年）之時，為迎接太祖西幸，在這年十月至次年春曾大修壹次，由莊宅使王仁guī與知河南府焦繼勛督役，修葺之後，“宮室壯麗”，使宋太祖非常滿意。當時的洛陽皇宮，***有9990余區，比開封宮城建築為多。宮城內有壹夾城，夾城內及夾城北為軍營區，皆左右禁軍所處。北宋中期，由於宮闕長期失修，“歲久摧圮”，令河南知府張奎“大加興葺”。景德二年（1005年）八月，真宗將到鞏縣朝謁諸陵，下詔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內及諸司舍。至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時，京西轉運司言，西京大內損壞屋宇，少4000余間，要求在次年春季修理時，“每二間拆創修之數壹間”。可以說，在宋哲宗以前，西京宮城內之建築，基本上是因襲舊制，或稍修葺，而無創建，甚或損壞嚴重，而無力增修。這裏原來的宮殿群體規模大，而皇帝則很少到洛陽去，久而久之，也無心修理，才出現把舊房二折壹的修葺辦法，這樣使宮城建築日益縮小。直到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準備謁陵，才令京西轉運使宋biàn“治宮城，廣袤十六裏，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誌》記載，這次創修大內，“合屋數千間，盡以真漆為飾，工役甚大，為費不貲”。髹漆之時，“須骨灰為地，科買督迫，灰價日增，壹升至數千”。獸骨不足，“至灰以人骨為胎，斤值數千”。洛陽城外四郊20裏內之古冢，“凡衣冠壟兆，大抵遭暴掘。由此可知，北宋末年，宋徽宗時曾對洛陽皇宮進行過壹次大修，城垣擴大到16裏，超過了前代。同時，新創了廊房數百間，使宮城之建築又達數千間，而且髹漆裝飾也比過去講究。從史籍來看，為髹飾建築，乃至大發古墓，使地下文物遭到了壹次浩劫，損失是相當嚴重的。
洛陽宮城建築如何，作為宋代城市發展史來講並不太重要，可是作為洛陽市本身而言，則應當重視，這是它作為陪都的必要條件。它建設的好壞，說明宋廷對洛陽的重視程度，又是必須加以論述的。
洛陽皇城，周長十八裏二百五十八步，隋唐曰太微城，亦號南城，高三丈七尺，根據《新唐書 地理誌》記載，皇城周長為四千九百三十步，應合十三裏二百五十步，似較宋皇城為小（註：《河南誌》雲：“皇城，宮城之外夾城也，周八十裏二百五十八步……”顯誤，因皇城在京城之內，京城周長才五十二裏有余。）。皇城為宮城之外夾城，當然亦座落在京城之西北。南面三門：中曰端門，東西曰左右掖門。東壹門曰宣仁。西三門：南曰麗景，與金曜相直，中曰開化，與乾通相直；北曰應福。“內皆諸司處之”。
外城，周長五十二裏九十步。南面三門，中曰定鼎，東曰長夏，西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羅門，南曰建春，北曰上東；西面壹門曰關門；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這座城是隋大業元年（605年）築，名曰羅郭城，唐武後長壽二年（693年）增築，號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據考古實測，周長為 27165米，合27.52公裏。這應是壹個準確的數字，但與唐城記載還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記載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處，有待進壹步考證（註：《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誌》謂：都城南北十五裏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裏七十步，周圍六十九裏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計，實際只有六十壹裏三百四十步，與總數不合。《新唐書》卷三十八《地理誌》載，東都外城周長25050步，合六十九裏二百壹十步，與舊誌所記總數稍有差別。《河南誌》引韋述記雲，城東面為十五裏二百壹十步，南面十五裏七十步，西面十二裏壹百二十步，北面七裏二十步，周回六十九裏二百壹十步，此總數與新誌壹致，可與四周總計不合。由此可知，各書記載不壹，或傳抄刊刻有誤，或所記時間有別，待考。
洛陽唐代外城高度遠比宮城、皇城為差，經唐末戰亂，“摧圮殆盡”，破壞極其嚴重，周世宗時，“以洛陽城頭缺，令葺之”。時兼中書令的武行德“率部民萬余完其城”。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誌》稱“然甚庳陋”，甚至南墻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築。直到仁宗景景佑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還有這樣的話：“西京水南地理闊遠。居民甚多，並無城池，望令漸次修築。”於是，宋廷下詔，由知河南府李君谷來辦理此事。這次修的結果，據《河南誌》雲：“城雉僅完。”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曾說洛陽外城，“卑薄頹缺，犬豕可yú”。顯然缺乏昔日之壯觀。
由上述事實可知，宋代洛陽城雖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實際上遠非昔日舊觀，這不僅是簡化了隋唐時代城內的許多建築，而且連外城亦相當簡陋，從根本上說是缺乏防禦功能的。從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宮城為四丈八尺，皇城為三丈七尺，外城僅壹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顯示皇家威嚴，這從整個城的功能上講，已經不能和宋東京城相比了。不過，就全國而言，洛陽外城又是第壹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壹代不能和它相比，作為陪都是完全有資格的。與之同時，洛陽城在總體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許多特色，頗值得認真研究壹番。 宋洛陽園林之盛，是這個城市的壹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氣候方面的優越條件，也有歷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來向為園林盛行之區，至宋，許多重要官僚在洛陽安家，故園林恢復的速度特別快。蘇轍曾說：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之衍，東西數百裏，嵩高少室，天曇王屋，巒扉迤，四顧可挹。伊洛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之。壹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臣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蘇轍是四川人，曾在許多地方做官，見多識廣，他認為洛陽園林“實甲天下”，並非過譽之言。文章中說的“古帝都”，“漢唐遺俗”，可視為歷史因素；而所謂“山川氣候”之類，則指自然因素；至於所言“貴臣巨室”，那就與政治因素有關系了。正是這幾種因素的結合，才使洛陽園林在宋代迅速恢復發展起來，長久不衰，在全國繼續保持領先地位。
關於前述歷史因素方面，優勢是相當明顯而重要的，如唐代“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余所”。這批官僚館第，雖經唐末五代離亂，絕大部分焚毀凈盡，但故址猶存，特別是園石之類的遺留物相當多，成為可觀的文化遺產，宋代的許多園林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故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斷言，宋之園林“多因隋唐之舊”，這是壹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蘇轍講到的以外，宋人李復亦雲：“泉甘土沃，風和氣舒，自昔至今，人樂居之。青山出於屋上，流水周於舍下，竹木百茂。”由此可知，洛陽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點是有山有水，土沃氣和，宜於花草樹木的生長。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陽為宋之西京，五代以來，許多官僚於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樂窩，至宋初，不少官僚在開封做官，其家仍安置於洛陽，可以說官僚聚居的程度，僅次於開封。住在洛陽的官僚或其家屬，他們利用唐末五代以來的土地荒蕪無主等情況，盡可能地擴大對土地的占有，其辦法就是興建園林，宅園結合，形成壹種風氣，互相攀比，園林之盛由此而起。範仲淹曾說：“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穆修有《過西京》詩雲：“西京自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滿城紅樹正秋風。”長期居住在洛陽的司馬光，對洛陽園林更是了如指掌，他亦有詩雲：“洛陽名園不勝紀，門巷相連如櫛齒。修竹長楊深徑迂，令人悒悒氣不舒。”此類詩句頗多，不再贅引，均可證明洛陽園林眾多且盛，是人所***知的。
當然，提起洛陽園林，人們都會想起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其中提到19處名園，特別引人註目。因為這些園子不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壹代洛陽園林的風貌，下面略作介紹。
北宋洛陽園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園子。李格非說：“獨富鄭園最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財雄洛陽”，其家建有東、西二園，雖荒蕪不治，而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向，入門有栝樹，粗有十圍，並有亭臺噴池等。歸仁園以歸仁坊而得名，盡壹坊之地，“廣輪皆裏余，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儒園七葉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創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裏，中多大園池，而此為冠”。洛陽城內120坊，這個歸仁園竟獨占壹坊，所謂城內“多大園池”，那麽園林在城市內所占的比重是相當大的。
洛陽的苗帥園，“又號最佳處”，原為故相王溥園宅，“園既古，景物皆蒼然。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中有七葉樹二棵對峙，高百余尺，“春夏望之如山”。園中有大竹萬余竿，皆滿二三圍，其他建築，“制度甚雄奢”，然而還沒有達到王溥故園的程度。
李氏仁豐園，原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莊，花木種類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為園中的壹大特色。天王院花園子，本是壹座佛寺，以種養牡丹出名。松島園內種植的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人獨愛栝而敬松，松島園內有數百年之古松，東南隅雙松尤奇。此園本唐朝袁象先宅園，宋時屬李文定公丞相，後又為吳氏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