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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以前的詩詞

581年,北周勛臣楊堅奪取政權,建立隋朝。589年,隋軍渡江南下,壹舉滅陳,結束了長達360余年的分裂狀態,再次統壹全國。隋文帝提倡節儉,勵精圖治,實行各種鞏固統壹的措施,二十余年間,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呈現空前繁榮景象。隋煬帝為滿足荒淫享樂的欲望和開拓邊疆的雄心,在全國統壹的基礎尚未牢固的情況下濫用民力,暴虐無道,激起各地農民大起義,隋王朝迅速瓦解。隋朝在歷史上僅是曇花壹現,618年,隋朝滅亡。

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官員大多從世家豪門子弟中選拔,許多才華優秀但出身低微的讀書人很難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級官員,形成了士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種狀況嚴重扼制了優秀人才的成長和任用。為了改變這種弊端,587年,隋文帝下令實行新的用人制度,設立秀才、明經兩科,采用分科考試的辦法選拔官員。房玄齡、孔穎達就是通過科舉走向仕途的。隋文帝企圖把選用官吏的權力完全收歸朝廷,廢除士族制度,結果引起士族的強烈不滿。隋煬帝正式設置進士科,按考試成績選拔優秀人才。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由此開始。科舉制度的實行,為有才學的讀書人進入各級政府機構任職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學而優則仕”得以真正實現,因此,極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學藝術的發展。

隋王朝對教育是極其重視的。隋文帝設立了國子寺,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內設祭酒壹人,總管中央官學的教育。隋代的中央官學實行分科教學,《毛詩》是五個專業之壹。隋煬帝時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607年,改國子寺為國子監。

隋朝由於立國短暫,在文學方面建樹不多。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詩人——楊素、盧思道、薛道衡,都有壹些頗有特色的詩作,貫穿了壹種深沈悲涼的情思。楊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備,位高權重,不可壹世。他的詩今存多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贈薛播州詩》十四章,都寄寓了壹種人生的感慨,風格雄健蒼涼。盧思道、薛道衡的詩則體現了南北詩風融合的傾向。如盧思道的《采蓮曲》宮體氣息甚濃,而他的《從軍行》以七言歌行體寫邊塞風光,展示了恢宏遼闊的境界,更為人稱頌,堪稱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詩多以富麗精巧見長,如他的名篇《昔昔鹽》寫傳統的閨怨題材,以抒情委婉細致著稱,“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獨居的淒涼冷落襯托其哀苦的心情,壹向為人稱道;而他的詠懷詩《渡北河》則慷慨有力,風格大變;他的小詩《人日思歸》詞淺情深,傳誦千古。孫萬壽有《遠戍江南寄京邑好友》壹詩,長達四十二韻,不事浮華,而情意真切,盛傳壹時。

隋煬帝楊廣頗好文學,他為晉王時,便喜愛招引文人學士。即位之後,在他周圍聚集著壹群宮廷文人,文風綺麗,多為文造情、無病呻吟之作。楊廣的某些詩篇還有可觀之處,如他的壹首小詩:“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壹望黯銷魂。”意象安排巧妙,畫面富有情味。但楊廣又非常自負,疾賢妒能,當時文壇領袖薛道衡就死於其手。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記載有兩則故事,很能說明這壹點: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統治者對文學的倡導有助於詩歌的興盛,但他在文學上的自負自大和妒忌殺人,又給詩歌的發展帶來重大的傷害。

由於上層統治者的喜好和提倡,當時社會普遍愛好詩歌,壹些詩人的名作曾傳誦壹時。如薛道衡詩名極著,《隋書》本傳記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猶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記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歸》的故事: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雲:“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雲:“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不僅如此,當時還流傳著因擅長作詩而免罪的故事。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就記述了這樣壹則與楊素有關的故事:“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俊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並資從數十萬。”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詩歌教育還是比較發達的。傳統的《詩經》教育不僅在官學正在得到極大的恢復,在私學裏也受到學者的重視。吟誦仍是詩歌教育的主要方法。這時出現了用楚聲讀《楚辭》的現象。《隋書·經籍誌》談到《楚辭》時說:“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並載釋道騫《楚辭音》壹卷。這就是說,當時誦讀《楚辭》這種韻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調,而且遞相傳授。以擅長這種讀法著名的釋道騫,還寫成專著《楚辭音》。

隋末學者王通,學問淵博,號“文中子”,終身不仕,致力於聚徒講學,聞名天下。他力主漢儒的詩教說,認為詩當“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說·天地篇》),對南北朝以來的著名詩人如謝靈運、鮑照、庾信、徐陵等幾乎全部壹筆抹煞。他的主張對儒家詩教傳統的恢復產生了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