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字介甫，晚號半山，謚“文”。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 北宋臨川人（今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中國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風格遒（qiú）勁有力， 王安石
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壹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壹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壹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唐宋八大家”。
編輯本段人物生平
出身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今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北宋 荊公故裏東鄉上池王安石塑像
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安石出生於仕宦之家，其父王益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任建安（今福建建甌）主簿等地方官二十多年，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其母姚氏從小好學強記，為人通情達理。 王安石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有了壹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誌。慶歷二年（1042）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七年調任鄞縣（今浙江寧波），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又使官糧得以以陳換新。
懇辭入朝
皇佑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頗有政績。宰相文彥博推薦他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江東刑獄提典。嘉佑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王安石畫像雕像欣賞(9張)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註，他不願任此閑職，固辭不就，遂改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因言忤旨意，難以在朝為官，於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後（1063-1066），屢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懇辭入朝。
改革運動
治平四年（1067）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 王安石題跋像
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熙寧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三司制置條例司，物色了壹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熙寧三年（1070）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壹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剝削，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王安石被列寧稱為“中國十壹世紀的改革家”，毛澤東也稱贊“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於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並不是由王安石等變法派人士提出來的，而是反對派對變法派的汙蔑之詞，原文類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聽到這句話之後深覺其符合自己的變法主旨，遂大加宣揚。） 變法使朝廷壟斷了商品貿易，不僅是官僚、大地主、還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會原有秩序遭到破壞，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特別是曹太後、高太後的頑固阻梗。加上在實施過程中過分求大求快，許多官吏借機敲詐盤剝，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而上書直諫變法危害的賢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罷黜或貶官或流放，導致稅吏越發恣意妄為、膽大包天，此種情況愈演愈烈，實際效果與主觀設想相差甚遠。王安石處於“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於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於熙寧七年（1074）四月罷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王安石實際上難有作為，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簽判，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閑居生活。 元豐八年（1085），哲宗即位，年僅十歲，由太皇太後高氏臨朝聽政，啟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相，在蘇軾的幾番上奏下，廢除了大多數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憂憤和遺恨中於翌年四月去世，葬於江寧半山園。王安石晚年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死後被追封為 “太傅”；紹聖年間，賜謚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徽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采納趙鼎、呂聰的意見，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號。 王安石執政之所以能敢作敢為，矢誌改革，是受其進步的哲學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從而樹立了“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無畏精神。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其散文長於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群；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主義的文風是有力的沖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其著作極為豐富，存世的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沈》等。此外，其山水詩也極。 王安石從小在外，為官四處奔波，但對家鄉有著壹股摯情，幾次回鄉探親，對家鄉的親朋好友，名勝古跡，寫了許多詩文、書信、墓誌，表達了他熱愛家鄉的思想感情。家鄉人民也對他有著深深的景仰和懷念。早在北宋崇寧五年（1106），撫州郡守田登就在王安石舊宅建造了王荊公祠，“肖公像而祀之”。許多地名都是為紀念他而取的，有荊公山、荊公坡、荊公橋、荊公釣魚臺、半山書院、安石讀書臺、荊公路等。家鄉學者著書撰文，為王安石辯誣：南宋金溪陸九淵在《荊公祠堂祀》中盛贊其人品高尚，貶斥了王安石的政敵；清代金溪蔡上翔，窮畢生精力撰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以辯宋史之誣。1986年11月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撥專款在撫州市修建了“王安石紀念館”，主樓前面有壹尊3米多高的王安石塑像，供人們瞻仰。
編輯本段政治活動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壹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這個職位暫時沒有確 王安石立像
切的史料作為佐證，似有不實。），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並，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托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 王安石頭像
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壹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並、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壹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壹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壹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編輯本段醞釀變法
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 擇術為始。” 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壹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範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範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禦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壹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妳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 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壹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編纂《資治通鑒》。
編輯本段王安石變法危機
三大矛盾
1、階級矛盾尖銳：北宋初年，宋朝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采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三分之壹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沈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 2、民族對立嚴重：北宋與西夏和遼國發生多次戰爭。 3、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突出:改革派與守舊派鬥爭激烈。
“三冗”危機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壹般有很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采用恩蔭制，壹個官僚壹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當官；北宋大興科舉，科舉應試人數增加，取士人數也增加。 2、冗兵，政府為穩定社會秩序招收流民入軍，軍隊數量增加，軍費增加。 3、冗費，冗官、冗兵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還要給西夏和遼“歲幣”，與此同時由於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
壹大背景
軍隊渙散，指揮效率和戰鬥力較低，導致北宋在與遼國和西夏的鬥爭中常常失敗。 1、北宋政府為了防範武將實行更戍法，頻繁調動武將，導致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並設立不同機構管轄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削弱軍隊戰鬥力。 2、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當兵，軍隊戰鬥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為主，根本就打不過北方少數民族的騎兵。 4、武器生產管理混亂，影響軍隊戰鬥力。
王安石變法
由於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 王安石肖像
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壹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壹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壹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變法的內容
北宋王安石於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誌革新，熙寧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王安石建立壹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後，由司農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呂惠卿、曾布等人參與草擬新法。這些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理財措施、軍事措施、教育措施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理財措施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限制商人 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後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借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免行法 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 發展農業生產 調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民關系的政策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谷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出現強制借貸現象，是王安石變法措施中爭議最大的內容。 募役法 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免役法）規定由州、縣官府出錢雇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壹宗收入。 方田均稅法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農田水利法 熙寧二年頒布。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築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壹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 穩定封建秩序，這壹方面屬於軍事措施。 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和整頓、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 將兵法 作為“強兵”的措施，王安石壹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並軍營，另壹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經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保甲法 熙寧三年頒行。各地農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後改為五家）組成壹保，五保為壹大保，十大保為壹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壹人為保丁。農閑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軍相參為用，以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
變法的影響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將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並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壹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壹些特權，而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司馬光當政時，最終被罷廢。不久，因為中央財政資金不足，經司馬光提議，荊公的變法條目部分得以恢復。 王安石變法和20 世紀30 年代美國新政同為世界經濟史上影響巨大的事件。1000 年來，對於王安石變法的巨大歷史意義，後人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世界上對王安石進行積極評價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少人對王安石變法對當代的啟示意義給予全面評價。王安石變法和新政農業政策之間的聯系 ,少有人給予像美國新政農業部長華萊士對之的關註。在華萊士看來，王安石變法所要解決的問題，是20 世紀30 年代美國同樣面臨的問題；王安石變法的措施，新政農業政策同樣可以借鑒。 1944年，華萊士訪華期間，有關的報道寫道：“華氏研究中國歷史，對於吾國王安石之農政，備致推崇，叠次言論中皆有向往之詞。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參觀新疆女子學院時，圖書室中適有壹部《王臨川全集》。王世傑羅家倫兩氏，因示華氏以該書。華氏謂彼曾研究過王安石，但在全集中壹定還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語此書中不畏天變、不畏祖宗之法等語，謂王安石整個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華氏答稱:余於此頗悉。離院時向諸生演說，因即量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不畏天災，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蔣委員長，克服壹切困難。在與王主任世傑及盛主席夫婦、羅監察使家倫等閑談中，亦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各節，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壹人；並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跡，並訪得其後人。在沈部長歡宴席上，華氏重復提到王安石，並進而以現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恒，發為壹種樂觀的期待。” 華萊士為什麽對王安石評價如此高？在他看來，羅斯福時代的美國與王安石時代的中國經濟形勢非常相似，壹方面出現農產品過剩，壹方面由於美國農業信貸系統本身為壟斷集團所把持，壹般農民無法取得貸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計日窘，只有通過政府向人民提供貸款，使農民們能夠盡快找到生計，才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專制時期不能實現，但是在當代可以成為現實。1930年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時任農業部長的華萊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國建立常平倉（中國古代儲備糧荒平抑糧價的政府糧倉），壹方面實施農業貸款，壹方面收購多余的物資和糧食食品，免費發給城市人民，不但解決了糧荒問題 ，還保證了糧食物資價格的穩定，為美國度過經濟大蕭條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講，是王安石拯救了饑餓的美國農民。
編輯本段變法的成果
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余裏，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王安石的變法成了我國的重大改革。 而另壹方面，變法又使王安石深愛的農民在豐收之年不得不背井離鄉、攜妻帶子逃難。變法初行之時，年成好，當局知道必然會豐收，就貸款與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壹經收割，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而如遇水旱之年，莊稼顆粒無收，農民則無力償還欠官家的債務。有些貧窮的農戶由富裕的鄰居擔保借款，而當農戶無力償還貸款時，富戶被拖累竟致家破人亡。如此年復壹年惡性循環下去，農民的債臺越築越高，他們只有兩條路可走：壹是遇歉年，忍饑挨餓；壹是遇豐年，鋃鐺入獄。 需說明的壹點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們並不是欠錢不還的無賴，是官家是強借貸款的惡霸。前已說過，變法為地方官吏所利用，強行借貸而從中榨取利益。而王安石為變法神聖不可侵犯地進行下去，向皇帝粉飾誇大變法效果，對人民慘遭變法迫害置而不顧。 在變法期間，王安石以宰相身份將反對派盡數排擠出朝廷，而提拔任用為高升而盛贊擁護變法的群小。哲宗即位後，雖新法已非，而此群小人仍在京中腐蝕朝廷、荼毒國家、為害人民，社會混亂、民不聊生，北宋因此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