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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

摘 要:詩歌翻譯所使用的是壹種具有美學功能的藝術語言。因此,當在壹種語言環境中產生的詩歌作品被“移植”到另壹種語言環境中去時,為了使接受者在閱讀時能夠產生與原作同樣的藝術效果,使用創造性叛逆翻譯技巧極為必要,甚至可以說這是決定詩歌翻譯是否能成為翻譯文學的關鍵所在。以許淵沖與龐德中詩英譯的創造性叛逆為例,論述創造性叛逆在詩歌翻譯中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探討詩歌翻譯的主體在翻譯中的所能掌控的創造性與限制性的辯證關系。

關鍵詞:詩歌翻譯;創造性叛逆;許淵沖;龐德;限制性

壹、詩歌翻譯中創造性叛逆的必要性

詩歌翻譯,使用的是壹種具有美學功能的藝術語言。這種語言要能夠重現原詩作者通過他的形象思維所創造出來的藝術世界和藝術形象。因此,當在壹種語言環境中產生的詩歌作品被“移植”到另壹種語言環境中去時,為了使譯作讀者能產生與原作讀者同樣的藝術享受,譯作就必須成為與原作同樣的藝術品。在這種情況下,詩歌翻譯已不再是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換,而是壹種創造性的工作。

英國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說過:文學作品是“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排列)”,但是最好的原文變成對等的譯文卻並不壹定是最好的譯文,因為西方文字比較接近,對等的譯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而中西文字差距較大,各有優勢,對等的譯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這時就要發揮譯語的優勢。即要想譯文取得較為令人滿意的效果,則要靠中國的再創論或神似論。

在實際的詩歌翻譯中,創造性與叛逆性其實是壹個和諧的有機體,兩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承。因此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壹個術語——“創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他在《文學社會學》壹書中提出:“翻譯總是壹種創造性的叛逆。”“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於壹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裏(指語言);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壹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壹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因此,創造性叛逆在詩歌翻譯中是極為必要的。

二、許淵沖與龐德中詩英譯的創造性叛逆

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在詩歌翻譯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詩人特別強調煉字煉句,在運用語言的過程中,既遵守語言規範,又超越語言規範——即創造性地使用語言或創造語言。詩歌的語言美是構成詩歌整體美的壹個重要部分。脫離或忽略了詩歌的語言美,詩歌的美也就無從談起。詩歌的創作是這樣,詩歌的翻譯也是這樣。在中國古詩英譯中,許淵沖和龐德的譯作影響力頗大,以下將通過對二者翻譯理論的比較探索其創造性叛逆的具體運用。

許淵沖在繼承前人學說的基礎上,集畢生翻譯之經驗加以發展,提出的翻譯理論“優化論”,可以用“美化之藝術,創優似競賽”這十個字加以概括,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以下三論:“三美論”(意美、音美、形美)是譯詩的本體論。三美之中,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後是形美,也就是說翻譯是美的創造,所以神似勝於形似,要在傳達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三美齊備。“三化論”(深化、等化、淺化)是譯詩的方法論。分別利用加詞、換詞和減詞等方法,通過意譯來努力達到神似的境界。“三之論”(知之、好之、樂之)是譯詩的目的論。知之是使人理解,這是翻譯的基本要求;然後要求好之,能使人喜歡;最高的境界是樂之,能使人愉快。

文學翻譯的“再創論”構成了許淵沖翻譯思想的核心之壹。他認為創造性的翻譯並不“絕對自由”,它創造的應該是原文深層內容所有,原文表層形式所無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要“忠實於原作的意圖”。創造美是世界上最大的樂事,也是文學翻譯的最高目標(許淵沖,2003:16)。許淵沖的再創論就非常強調美的創造,其主要觀點如下:1.翻譯要使讀者愉快,得到美的享受,仿佛是原作者在用譯語寫作;2.翻譯的技巧,說到底無非是擺脫原文表層結構的束縛,而自由運用譯語進行再創作的技巧;3.譯者的天賦越高,創作個性特點表現得也就越突出。新世紀文學翻譯家的壹個重要任務,就是要使文學翻譯成為翻譯文學;4.漢詩英譯壹定要創新立異,才能傳達原詩的情韻——許淵沖強調的是:譯詩應該首先是詩,應該把文學翻譯提高到文學創作的高度;5.再創論的內在含義是指語言上的再創,而非內容上的再創——翻譯的藝術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不逾矩”就是不違背原文的精神,“從心所欲”則是在不逾矩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發揮譯語優勢進行再創作。6.創譯的特點是要發揮譯語的優勢,即要用最好的譯語表達方式,概括成三個字就是“信達優”。新世紀的中外文學互譯應該走創譯的道路,這樣才能使中國的優秀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使世界文化越來越豐富多彩(張智中,2005:48)。

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不僅是20世紀美國著名詩人、作家、評論家,而且是著名的中國文學、典籍翻譯家。他根據費諾羅薩(Em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手稿翻譯或改寫中國古詩並出版了《華夏集》(Cathay,1915)。葉維廉對《華夏集》評價頗高,認為其在許多方面都是龐德詩學發展的“壹個軸心點”,“即使作為翻譯考慮,《華夏集》也應該看作壹種再創作”(Yip William,1969:97)。龐德是意象派詩歌的主要發起人他所提倡的“日日新”新詩理論無論在詩歌創作上還是在詩歌翻譯上都有開創之功。龐德認為譯者是翻譯的主體,控制翻譯的整個過程,因此他的譯著在體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征同時,也反映出他是壹個叛逆者,為了再創造詩歌中不可磨滅的部分,他甚至對原作進行暴力性修改,這實質上也是壹種再創造。在龐德眼裏,原詩與原詩的作者並不重要,他們是逝者的聲音,重要的是讀者的聯想,原作的意義要為構建現在的思想服務。當龐德的朋友念荷馬的譯文給他聽時,他發現該譯文中只重視語言的樸素可懂,而失去了原詩中的人生哲理和優美語言,於是龐德提出了幾條翻譯的目標:1.在英語譯文中再現原文的真正語言;2.忠實於原文的“意義”與“氣氛”(即文本內與文本外的聯想意義)。他認為語言的能量是不可分割的,猶如連接線,上溯古代下接當今,盡管民族不同,混合交織而成的詞語可以將人們聯結在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