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田園詩：描寫了自然恬靜的田園風光和自然純樸的田園生活。這是被詩人理想化、藝術化了的壹種境界。反映了詩人的恬淡閑適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的超脫心境，同時也是對當時黑暗現實和官場醜惡的壹種否定。如《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野外罕人事]、《飲酒》[結廬在人境]、《和郭主簿》等。抒寫了對躬耕生活的體驗和對勞動的熱愛，並體現了詩人對農民的深情厚誼。如《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等。描寫自己生活的困頓和農村的雕敝，反映了詩人的理想化境界之外的現實世界。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歸園田居》[久去山澤遊]、《乞食》等。
2．詠懷詩和詠史詩：陶淵明的詠懷詩和詠史詩內容相近，詠史亦是詠懷，它繼承了阮籍《詠懷》和左思《詠史》的詩歌傳統。詩的主要內容是抒發個人思想、情懷和誌節。有的表現了理想與現實、入世與出世的思想矛盾；有的憂患生命價值的實現，抒發了壯誌難酬的苦悶；有的反映了不與黑暗現實同流合汙、堅守個人誌節的高尚品格；也有的以“金剛怒目式”的方式抒發著激憤的情懷。如《飲酒》、《擬古》、《雜詩》、《詠貧士》、《詠荊軻》、《讀山海經》等多屬這壹類。
3．其它：陶淵明的行役詩是其宦遊其間的作品，多是寫行役之苦和厭倦仕宦思慕歸隱的內容。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等。贈答詩多是寫朋友之間的友情。如《答龐參軍》、《與殷晉安別》等。此外陶淵明還有壹些哲理詩。如《形影神》等。
陶淵明詩歌的藝術成就：
1．恬淡自然、醇厚雋永的藝術風格。陶淵明的詩歌題材和內容貼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詩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習見常聞的事物，而且是直寫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辭采，陶淵明田園詩深厚的意蘊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實感，托出詩的藝術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見神奇，樸素之中見綺麗。朱熹說：“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朱子語類》）蘇軾說他的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與蘇轍書》）又說：“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東坡題跋》上卷《評韓柳詩》）元好問說他的詩：“壹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論詩絕句三十首》）陶詩除了這種基本風格外，還有壹些被魯迅稱為“金剛怒目式”（《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的詩歌。朱熹也曾談到他豪放的壹面：“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壹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
2．高遠拔俗、天然渾成的藝術境界。陶淵明的詩歌意象看似平淡無奇，然卻創造了高遠拔俗的藝術境界。其詩的主旨在於寫意，在於表達自己的心誌、情趣和人生體悟，而寫景、敘事只是為意造境。陶詩的許多作品達到了物我合—、主客融合的渾然天成的藝術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統壹。
3．天然本色、精練傳神的語言。陶淵明的詩歌不尚藻飾，不事雕琢，而是慣用樸素自然的語言和疏淡的筆法精練地勾勒出生動的形象，傳達出深厚的意蘊，達到了寫意傳神的藝術效果。他善於提煉日常生活口語入詩，沾染著濃厚的生活氣息，也常用比喻、象征、寄托等手法，即使使用典故也是俗語化。
陶淵明的生平
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復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壹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裏，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壹），“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壹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壹消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遊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寫的《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404）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壹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壹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茍冥會，婉轡憩通衢。”另壹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壹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
辭彭澤令，是陶淵明壹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壹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裏壹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壹種方法。在後期他並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裏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壹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以謚號曰“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宋書》、《晉書》、《南史》都有他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