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木不滿三個月的時間裏，李金發又創作了第二本詩集《食客與兇年》。這時他壹方面由於潛心研究叔本華的哲學，愈加深了其悲觀思想，另壹方面，閱讀了歌德等人的作品，詩風有所變化，較少神秘色彩。又過六個月，李金發又寫出了第三本詩集《為幸福而歌》，從這本詩集的題記、譯詩所涉及的範圍來看，有德國的歌德、海涅，法國的雨果、夏多布裏昂等浪漫主義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李金發的三本詩集的傾向日趨明晰：在象征的整體特征下，滲透了浪漫的感傷主義。盡管李金發所吸取的影響比較雜，但是，他的詩作中最突出是對死亡、醜惡的抒寫以及始終籠罩著的絕望、郁悶、悲哀的煙霧。
李金發有兩句歷來為人們指責的詩句：“如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在李金發看來，“死亡”是人最終的歸宿，它並不可怕，“死！如同睛春般美麗，季候之來般忠實，/若妳設法逃脫，/啊，無須恐怖痛哭，/他終究溫愛我們。”（《死》）可怕的倒是現實生存。德格格爾認為，死亡能夠“使自己從普通人當中解放出來”，能夠使人壹次性擺脫焦慮和沈淪的煩惱。現世生活帶給人無休止的壓抑、焦慮、厭惡，使人產生了濃重的渺小感、孤獨感、軟弱感、恐懼感，（27）造成了普遍的“神經癥人格”。怎樣消除這些基本因素呢？李金發認為只有死亡。這裏，我們找到了詩人歌頌死亡的根本原因，乃是在於對醜惡社會現實的徹底絕望，或者是以死來完成對生存的最有力的詛咒。
李金發對法國象征意義詩歌的借鑒，不是技巧上的，而是骨子裏的。這表現在他的詩與波德萊爾們的詩，有著同構的關系。李金發詩歌中，有的提示了生命的虛無（如《希望的憐憫》），有的提示了靈魂的漂泊無依（《裏昂車中》），有的詩歌頌死亡，以死來完成對生存的最有力的詛咒（《生活》），有的提示了上帝死掉後人的靈魂的不勝重負（《不幸》）。
李金發詩歌與波德萊爾的詩歌，在表現死亡主題時所使用權的意象有許多相異處，但是，李氏詩與波氏詩的相似處，是主要的。在詩的主題與抒寫對象上，波德萊爾在《惡之花》中突出了三大主題：死、夢幻、愛情。李金發的三本詩集也是如此的。
傳統的中國詩歌，是少有“醜怪美”的審美心理的。我們民族肯定“生”的價值，且具有“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樂感文化特點，弱化和麻痹了知識分子對苦感、愁感、醜感、惡感的感受。在藝術表現層次上，鑄造了他們不敘苦、不言貧、羞於言苦、恥於言貧的心理。魏晉時“人的自覺”思潮對這種價值觀有所沖擊，但畢竟未能成為支配中國人靈魂的主要力量。對人生、生命、生活的強烈欲求和信念，突出個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進而在否定的形式中達到對個體生存價值觀的肯定，這是近代人或者現代人的現代意識，在悲劇性的微笑中發掘“醜”之美，意義在於正視了生活落差、人生落差、命運落差在心靈上引起的酸辛。要寫出“醜怪美”的作品，必須具備三個層次：⑴生活上的“醜況”；⑵心理上的“醜感”；⑶詩人的表現意象。“醜況”在主體心理上轉化成強烈的“醜感”，但形成藝術表現的意象還需要特定的文化心理。李金發在巴黎形成的“厭世、遠人”、“頹廢而神奇”的思想，主要並非來自民族和傳統，而是在異域受《惡之花》潛移默化的結果。例如，李金發與波德萊爾對“死”之贊美，對“生”之厭膩，都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染上了“世紀病”，心上開出了壹朵又壹朵病態的“惡”之花，其主題，乃至抒寫對象都極為相象。他們對死產生了壹種莫名其妙的愛好。
夢幻和愛情，又是象征派逃避“生”之痛苦的避風港。現世生活使人有無邊的煩惱，死神又無處不在地向人微笑。固然，死是對生的煩惱的解脫，除了死亡之外，在象征派詩人的眼中，還有夢幻和愛情。李金發有不少詩作都寫自己對愛情至死不渝的追求，如他的《假如我死了》。這首詩假設自己死了，其幽靈夜間走近愛人的身邊，給其親吻和撫愛，並表明自己的愛情將“統治”所愛人的整個青春與生命。幻想的世界有兩種：壹為天堂，壹為夢境。《為幸福而歌·樂土之人們》屬前者，《微雨·寒夜之幻覺》為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