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木耳
——為異端辯護
文/蒙晦
壹、前奏：爭論的開始
近日，詩人丁成在《異端的倫理——漢語詩歌在當代的淪亡和拯救》壹文中梳理當下詩歌寫作的走向問題後，認為“開放的走向時代根莖、走向思想根莖、走向靈魂根莖的寫作道路”才是漢語詩歌的出路。這篇文章引起了數位詩人爭論。以詩人唐不遇為代表的部分詩人認為，“‘異端’這詞不能考量壹個時代的文學。”（唐不遇語）、“任何藝術領域都是多元並進的”（劉不偉語）。爭論發生之時，批評家李原說：“無論是丁成的文章還是唐不遇兄弟的問題，都牽涉著壹個非常重要的詩學意見和思想分歧，這個探討有可能涉及到壹個時代的思想根莖，我感覺到有必要參與這個討論。”（《精神召喚——壹種靈魂喚回術，對唐不遇的壹種回答》，李原）
這無疑是壹次嚴肅的爭論，涉及詩歌寫作的走向問題，而我認為，這次爭論的關鍵不在於“異端”壹說能否考量壹個時代的文學，正如丁成在回答唐不遇的文章中說的：“首先我想說《異端的倫理》並非壹篇旨在考量壹個時代的文學，恰恰相反，它試圖通過對‘活塞’的切片活檢，去喚醒人們內心中沈睡不醒的，甚至業已雕敝的靈魂，人們正在壹個由物質化、娛樂化構成的磁場中，麻木、平庸、日趨喪失文學必要的承擔。”（《答唐不遇》）而在於，是否選擇真正體現當下時代核心、觸及人們日漸麻木的痛感神經的詩歌寫作道路，是否選擇唾棄過去的陳舊形式（朦朧詩的、第三代的、知識份子的，更古老的則有《詩經》的，等等），然後，怎樣來真正實現新的世紀的寫作。註意，是新的！
早在九年前，那次著名爭論已被人們看透，權利需要被明朗化，最終成就個別人而已。丁成的文章並非要成就誰，而是對壹代人、對處在時代旋渦中的那些詩人以警醒。而唐不遇等詩人極力維護業已雕敝的寫作傳統，為無效的重復辯護。
在時代的交叉路口，為了不因意外而死，我要感謝在此次爭論中勇敢站出來的先鋒者們，但我的這些文字卻不幸要送給那些當代的遺老遺少們。在這次爭論發生之時，最先讓我想到的，是我在此前就準備寫的壹篇文章的標題——《歷史的木耳》。這篇還未誕生的文章最初只是針對前段時間發起的“後80詩歌運動”而言，而它的意義我自己很明白，早就超出了“後80”這個概念和這壹代詩人本身，而是涉及了幾乎整個漢語詩歌在新世紀的走向問題，是向歷史的鬼魂叩拜，還是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被太陽血淋淋地照射？我們所要做的，無非是將腐肉剔除，把壹種新的生命帶到這世上！
歷史的木耳，生於腐物而怡然自得，依賴腐物茍活。我拒吃木耳。而在古人的銅鏡中，那些失去標準的人們正在進行無效的審美，為鏡中幻想迷惑。也就是在那時，鬼魂向他們、並通過他們向這個時代的讀者、向當代人附身。
二、“鏡中寫作”的無效性與其審美的自得其樂
在我們所能考察的詩歌史中，總會發現我們多數時候是被死人包圍著，每壹代具有真正原創性的詩歌誕生之時，哪壹個不是被前代的陰魂包圍，但為什麽過去的詩歌已經過去了，卻總有人要拿出《詩經》來作為考量壹個新時代詩歌的標準？這令我開始懷疑這些詩人並非由於天賦中的靈魂使他們認識詩歌是什麽，而是在教育中獲得對詩歌的啟蒙。這終究是悲哀的。詩歌作為藝術的壹種，其發展和要求，根本原因就是創新，它要求真正的詩人對業已老邁腐朽的、不能再還原我們情感的外衣，對形式與內容進行新的探索，向關乎時代和未知的領域開拓。這麽看來，那些抱定過去形式的詩人們就成了反藝術、反詩歌的了。他們成為了詩歌的敵人，是自身靈魂的敵人，但全然未知他們的處境卻並不存在不可能。
爭論中，唐不遇對“時代”作出了這樣的解釋：“多少年來，我們的主題永遠是不變的。在我們的《詩經》的大部分經典詩篇中，妳看不到對那個時代的批判或直接描寫，只有對愛情、人性的永恒歌頌，只是背後藏著那個巨大的時代。時代只是關雎中的那只鳥。”（《這篇文章是不嚴肅的》，唐不遇對丁成文章的第壹次回復。）我想指出的是，《詩經》確實作為漢語最初的詩歌源頭而構成我們今日寫作的壹個範本，這個範本向我暗中規定了多少“什麽是詩歌”、“詩歌該寫什麽、該怎麽寫”等壹系列古老命題的答案？這些答案究竟是作為整體的詩歌（把所有的詩歌當作壹種歷史來看待）的壹種可能性，還是作為最核心本質的約定？當然只是壹種可能性而已！如果生命最初的源頭是單細胞生物，難道今天的生物必須依照它們照葫蘆生長？那麽人類豈不是超出了那個範本的要求而成為異端？那麽，好吧，在藝術的道路上，新的，相對於保守的，就是異端！這樣的異端才是正常的形態。那個約定呢？它的簽定者們所約好的時間，不過是西周至春秋的三五百年間——能指向當代嗎？
唐不遇對《詩經》作出了他的概述，他把時代最終歸結為“關雎中的那只鳥”，我只能認為這是他的狹隘和局限。如果說《詩經》中“只有對愛情、人性的永恒歌頌”，那不僅是學理上的常識錯誤（《詩經》裏確實有對愛情和人性的永恒歌頌，但只構成《詩經》的壹小部分。
李原在批評中已經說的很明白：“其實裏面又何嘗沒有對人的咬牙切齒的詛咒，又何嘗沒有怨恨和無情的鞭撻，又何嘗沒有小人物的苦悶和無聊，又何嘗沒有哀訴和無奈的哭告，無論是對人生、對人性、還是對於世界，《碩鼠》、《相鼠》、《伐木》、《君子於役》、《小星》、《江有汜》等等是不勝枚舉！”），更是對藝術領域的無知認識，似乎他只能在壹個古人畫好的圈中認識詩歌了？那麽圈外的尚未納入我們常識領域的黑暗之地呢？就不能成為詩歌？就是“非詩”的？理由何在？！
這樣，在古人的銅鏡中，《詩經》就對當代的部分詩人制造了幻象，他們以為詩歌就是那種狹隘的唯壹可能性。那麽《詩經》的偉大何在？難道不是由於她是屬於那個時代的，是那個時代的最有力的呼聲和嘆息？難道不是由於她給了後來的詩人們以勇氣而不是給他們以教條和模式嗎？以舊有模式為參照而形成的“鏡中寫作”顯示了開拓勇氣的喪失和寫作根性上的原則的背叛——不以新的探索為前進的方向，卻不斷地回頭尋找成年人對自己招手示意的肯定，這是幼兒的意識與行為。
不僅在詩人群體中存在這樣的保守甚至腐朽的認識，在讀者群中恐怕更甚。尤其在中國，我所要揭開的事實並非詩歌在中國多麽邊緣化、多麽缺少讀者，而是讀者對當代詩歌的漠視，幾乎是由於教育造成的畸形閱讀素質和自身異化***同造成的。在讀者中，多數人都處在對古典詩歌的泛濫的、無效的、功利的閱讀中，而對於現代詩歌的認識，大多數人也止步於語文課本。他們帶著對古典詩歌的“概念化”的要求來對待當代漢語詩歌，對當代漢語詩歌提出非禮要求，壹旦當代詩歌不答應，便惡言相向。他們所信仰的也是壹個無效的審美傳統。在爭論發生之時，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們以古典詩歌作為壹切依據進而批評真正的先鋒者們。究其根本，他們是在運用知識來閱讀詩歌，這是閱讀最大的忌諱。
而我不願指出卻不得不說的是，在壹定意義上，當代漢語詩歌、當代詩人的敵人是誰？——讀者的大多數！無疑，他們在鏡中進行已經無效的審美，對真正指向未來的詩歌藝術卻置之不理甚至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大加鞭笞。現在，壹個景象出現在我的腦中：“鏡中審美”的讀者們像救生圈壹樣縛住“鏡中寫作”的詩人們的腰部，他們的自得其樂與其寫作的無效性卻仿佛遊戲的最高準則壹樣守護著他們；然後，我再次想到有壹群鬼魂站在岸邊偷窺著他們——他們大概也在嘀咕：妳們能遊到哪裏去呢？
三、沒有讀者的回答：異端的正名
“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衰，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現在我在懷疑這種說法。在古人的銅鏡中，審美依照死去的標準延續下去？非常巧合的是，在爭論的壹個禮拜前，我竟在長詩《蝌蚪瓶》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做壹個把鏡子裏的人當作自己的畜生/妳沒見過貓狗之流/把那影象看作是真實的身體？”這首詩本身並不指向詩學爭論，卻構成了某種暗中的諷刺。諷刺之後，是壹陣空虛，當我目睹壹堵高墻轟然倒塌，世界廣闊卻無邊無際，我們該去哪裏呢？這關乎真正的詩歌之意義何在的古老命題。而異端倫理的提出，或許可以說，它對這壹問題作出了具有探索性的回答（至少在目前的中國是如此），它彌補了中國長期以來對另壹意義上的正義的缺失。
不論是過去還是當下，只要中國人壹談到“異端”，立刻就與反革命、流亡、倫理顛覆等壹系列被公***的（對中國人而言就是統治者的）認識領域、倫理承受能力與禁忌範圍排除在外的邊緣名詞聯系在壹起，並被貼上“叛亂”、“邪惡”等標簽。這與過去人們對“異端”的認識——由政治造成的意識形態和認識世界的單壹方式有莫大關系。而我所言“異端”在另壹意義上的正義感，則是超出我們常識中的認識的——妳不能用常識去判斷壹個對妳而言比較新的事物和未知的領域——它是在某壹階段對應腐朽、沒落的龐大主流而言的邊緣化的意識，因此必然具有某種對抗性，這也是壹種新的形式的藝術在誕生時所必然經歷的階段，而它所承載的，則是破舊立新的魄力和勇氣，以及智慧。但是，需要註意的很重要的壹點是，“異端”雖具有反叛精神而不等同於反叛，它是高於反叛的精神追求。與“先鋒”壹詞在最初的貶義壹樣，我相信，“異端”這個詞語會在將來摘下它被迫戴上的枷鎖，走出那個引號的。現在讓我首先這樣嘗試：異端。
正如丁成自己所言，他是在“試圖通過對‘活塞’的切片活檢，去喚醒人們內心中沈睡不醒的，甚至業已雕敝的靈魂，人們正在壹個由物質化、娛樂化構成的磁場中，麻木、平庸、日趨喪失文學必要的承擔。”異端之說旨在從壹個側面（這也是目前的現狀，傳統保守勢力的圍攻使它不可能短時間內獲得相應的合法地位）來考察這個時代的文學風貌，並試圖改變些什麽——或許可以說，就是要恢復些什麽——恢復當下文學業已喪失的“必要的承擔”。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則試圖遮蔽壹個事實，丁成並非要以異端之說取代什麽，更沒有反對多元文學的存在，他只是要向人們“喚醒”。
而具有“喚醒”意義的壹個標誌性的作品，便是徐慢的長詩《人民》。他首先確立了壹個再正常不過的、卻被多種原因而所忽略掉的視角，在所謂的正常社會裏，壹個身份的歸屬問題卻顯得如此不可思意，由此所形成的壹種走在祖國大街上的悲哀的“小”人民氣質，使每壹個人都理由被震撼。它的異端性就在於公民身份被排除在我們的常識領域之外，而顯得那麽另類。而實際上呢，它再正常不過了。徐慢在《人民》中陸續寫道：“……/人民提供給我壹個可能的身份/我提供給人民壹個可疑的面孔/……/妳們為什麽擋去我的去路，剝奪我行走的自由/我僅是壹個悲天憫人而仿徨不息的人民/我到達不了公民的高度/……/我僅是壹個渺小的人民，人民/假如要還原，回升/也只是壹束回光返照的光/我的存在就是為了做壹回人民/……/假如有壹天，妳們，妳們/取消了我做人民的權限/我是不是可以做人民的零頭？”這是作為壹個卑微的異端者的聲音，並且直接而沒有任何文化隔閡地直達了我們的處境和時代的內核，它用跪著的姿勢來表明與我們同樣的、卻沒有被他人所喊出來的聲音和立場。
而丁成作為詩人，在氣質上顯然與徐慢有很大不同，丁成更為抽象地表達著更高的存在。在他的形式與內容同樣具有極強的異端特質的長詩《我是那我是》中，他以“令人憤怒”的修辭，和充滿異端蠱惑性的語言，將瞬息萬變、生長不止的存在表現得淋漓盡致，呈現出我們這個物質肆虐、精神淪喪的後工業氛圍籠罩下的怪異時代。在長詩的序曲中，他寫道：“四季漫漫，輪回的上帝，控制時間的魔鬼啊，妳可知道我/長冬漫漫，像刀子壹寸壹寸割我肌膚的兇手啊，妳可知道我/寒冷漫漫，從骨頭深處升起的顫抖啊，妳可知道我/饑餓漫漫，可憐地日復壹日痙攣的胃啊，妳可知道我/風漫漫，雨漫漫，妳們合謀的事業啊，妳們開我貧窮的玩笑/都市叢林裏，上帝要求選舉最潦倒的人和最幸福的人，我呼喊著應諾/我是那我是，我是那我是！潦倒使我幸福，幸福使我擁有貧窮的生命”。“我是那我是”在《聖經》中就是上帝的意思，意即存在，永在。丁成對於永恒性的追求幾乎是令人敬畏的。而著名詩歌批評家、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先生在他所編選的《1978－2008中國優秀詩歌》壹書中，對丁成的入選理由作了這樣熱情洋溢的描述：這是新壹代人書寫屬於他們自己心靈史書的例證。宏偉的敘述或者巨型的抒情，“全球化時代”給這壹代寫作者帶來了全球性眼光，他看見的是***屬人類的災難，不分民族和人群的毀滅和衰頹。這“預言”或者“寓言”帶有濃重的“後工業時代”的悲劇意味，也創生出壹種充滿陌生和震撼感的“後工業時代的新美學”。
另壹位具有異端特質的詩人——阿斐則與前兩位截然不同，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形式和語言上。其名作《青年虛無者之死》及壹系列作品在口語的運用上，正如丁成所言，在壹定的度上，“矯正了第三代以來毫無節制、底線淪落的口水寫作和廢話寫作”。“在這個巨大鐵籠的壹角圓睜恐懼的雙眼/我分明看到壹些人像野獸卻披上人皮/我分明看到大多數人像野獸壹樣暴屍荒野/……/我在成為我之前就已失去了自我/……/真想有壹個發放幸福的主/他可以叫上帝，也可以叫撒旦/還可以是千年以前漂泊不定的孔子/或者是背棄王宮綠蔭樹下頓悟的佛/我把自己的肉體看作無/把腦袋裏的思緒看作有/把瘋狂看作病態/把沈默看作永福/……/我壹生的理想就是供奉主的虔誠/在壹千次壹萬次的自責中完成肉的升華和魂的安詳/我把吃飯叫養生，把愛情叫夢魘/把走路叫朝拜，把日子叫航船/……/壹切的壹切都我而言都是遠方/我是我的遠方/我在遠方的盡頭嘆壹口氣/海水就淹沒了我的夢想”。詩中所表達的已不簡單是虛無的意識，而是壹種實實在在的思想的高度，幾乎可以照耀所有那些在生活中迷失的人。
另外還有幾位具有極為出色特質的詩人，在此就不壹壹介紹了。他們的名字其實已經為我們所熟知：鄭小瓊、唐納、巫小茶、海波、鐳言、殷明、稅劍等。這些優秀的詩人再***同支撐起壹個陰郁的天空。
四、結束是壹次開始
最後，我願意引用丁成在《異端的倫理——漢語詩歌在當代的淪亡和拯救》的開端，作為這篇文章的結束語。
“如果法利賽人的長釘，再遲到兩千年，如果那頓偉大的宴席再遲到兩千年，如果羅馬人的鐵鏈再遲到兩千年。或許今天走上十字架的就是猶大，而不是化身人間的耶穌。然而，事情總不是那麽順利。當歷史的床單再壹次鋪墊在我們的身下，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耶路撒冷的街道，也不是高爾高沙的大十字。相反，那些汩汩流血的釘孔，已經在兩千年的紀元裏變換了主體，當初蒙難的人，如今正在使我們的世界急速轉變成荒誕的正義世界。從異端到正統，漫長、曲折而又晦暗不明的迂回之路上，我們缺少的何止是那個能夠得饗鐵刺頭套的人？”
那麽，在需要結束的地方開始——這就是異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