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布萊克詩作《老虎》的新解讀
安曉紅
《老虎》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的壹首膾炙人口、耐人尋味的著名詩作。《老虎》鮮活的詩歌意象、獨特的鏗鏘節奏為讀者所喜愛，“老虎”如謎的象征意義為文學批評者所關註。評論界壹般傾向於認為《老虎》是寫法國大革命的, 因為該詩出版於法國大革命之後不久，加上詩中充滿了諸如“火”“鐵錘”“鎖鏈”“熔爐”和“矛”等和革命有關的意象。如果以傳統批評中階級分析的視角來解讀，老虎理所當然被當作強大革命力量的象征。也有壹種觀點認為它歌頌了造物主上帝的偉大。該詩確實對造虎者表示了敬畏：“什麽樣不朽的手和神眼/能夠構建成妳那麽可怕的對稱[1]？” 事實上，該詩文本為我們提供了第三種解讀它的可能性。如果我們試圖以新批評與原形批評更深刻地解讀這首詩，會發現布萊克含蓄地表達了詩人關於詩歌創作的理念以及浪漫主義的詩風。
壹、《老虎》吻合“老虎”形象
布萊克集銅板雕刻與詩歌創作為壹身，在他為《老虎》做的版畫摹本中，標題“老虎”占了畫面的九分之壹，其中每個字體是詩中字體的五倍，標題的底部又是老虎的畫像，從而壹個來勢兇猛、令人生畏的老虎形象活脫脫地勾勒了出來。而標題“老虎”壹詞的拼寫卻用得是舊體拼寫的“Tyger” 而不是“Tiger”。布萊克在當時兩種拼寫都可接受的情況下有意選擇了前者，暗示詩中的老虎不僅是具體的實物，更是壹個極具 “獨特性和神秘性”[2]（106）的形象，是壹個象征。緊隨陌生、可怕的老虎形象的就是詩歌第壹行對稱的、抒發強烈感情的兩個“Tyger!Tyger!”。這樣，標題、畫與詩***同勾勒出了“可怕對稱”的“老虎”形象。“可怕的對稱”這個描述老虎外形的關鍵詞在他第壹詩節和最後壹個詩節的最後壹行均出現了，它成為揭開詩歌《老虎》象征意義謎團的壹把金鑰匙。很明顯，“可怕的對稱”是壹對矛盾修飾語。“對稱”壹詞是壹個與視覺藝術相關連的詞匯，指老虎的體形與花紋含有壹種比例恰當的平衡美與形式美。而“可怕”壹詞則意在強調老虎均衡的美令人生畏，“老虎”的意象“內涵了壹種驚濤駭浪的威力和燎原烈火的恐怖”[2]（106）。總之，“可怕的對稱”成為“老虎”形象的本質特征。
“老虎” 意象首先與《老虎》詩形壹致。詩歌的第壹節和最後壹節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在第壹詩節中存在於想像中的、神秘的“Tyger!”“Tyger！”意象在最後壹個詩節演變成了詩人的現實作品“Tiger”“Tiger”，暗示創作過程已經完成。另外，第壹詩節的“能”（could）與最後壹個詩節的“敢”（dare）對稱的出現在了詩歌的開始與結尾，意在點明創造者要堅忍、勇敢地完成創作，這兩種對立的狀態與風格必需遙相呼應。至此，這壹在意義與形式兩個層面上的環行結構標誌著《老虎》詩形上的“對稱”。
其次，在《老虎》這個“對稱”的詩形包裹下的是彌漫在《老虎》中間四個詩節的“可怕”的詩境。承接了第壹詩節對“老虎”的揣度和玄想：“什麽樣的神手或天眼/造出了妳這樣的可怕對稱？”，詩歌的第二詩節繼續討論第壹詩節的疑問，“從何處取得妳眼中之火？/ 憑什麽敢攫取這火光？”，但進壹步加深了與令人敬畏的老虎相對應的“火”的視覺意象。關於火這個原形意象，威爾賴特在《原形性的象征》壹文中指出火的“非理性的突發性和蔓延性”[3]，即火具有巨大的毀滅性。在極具可怕的火光中，在第三詩節創造者開始以巨臂“扭動老虎心臟的筋健”。“扭動”(twist)壹詞暗含“暴力”，在動作上回應第二詩節可怕的火，為第三詩節末出現的令人畏懼的“威猛的手腳”打下伏筆。“威猛”(dread)壹詞在英語中有“令人敬畏的”和“可怕的”雙重意義。威猛”(dread)在第四詩節中已完全演變成了“可怕”：“可怕的握力”直至“死壹般的恐怖”。在第五詩節中，創造者卻對自己恐怖的作品報以微笑，創造者不但沒有被極具致命威力的被造所嚇倒，反而呈現滿足的微笑，表明老虎的創造者比老虎更令人敬畏，“可怕”的詩境被推向了高潮。
同時，他的微笑因為他在創造象征邪惡和毀滅的老虎的同時也創造了象征善良溫順的綿羊，使這個世界在“可怕的對稱”擁有了永久的原動力。就象布萊克在《天堂與地獄的婚姻》中指出的那樣：“沒有對比的事物就沒有前進。吸引與排斥、理性與活力、愛與恨，這些都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4]。”《老虎》的主題，“可怕的對稱”從而也被點化。
我們解讀出了《老虎》詩形、詩境與詩歌主題均與“老虎”“可怕對稱”的形象吻合。至此，我們可以確定《老虎》與詩歌創作有關。
二、“老虎”的形象蘊涵詩學主張
在得出 “老虎”形象是關於詩歌創作的結論之後，我們慢慢走進“老虎”的創造過程，試圖進壹步細致解讀其中蘊涵的詩學主張。首先，破解《老虎》中“老虎”的創造者。在第壹詩節“什麽樣的神手或天眼/造出了妳這樣的可怕對稱？”(“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這壹全詩的中心句中尋找突破點。“immorta”壹詞既表達了對“老虎”本質的追問，也有對老虎創造者不朽性的沈思。同時，我們知道“老虎”在詩畫中的形象都出自布萊克的的“手”與“眼”，那作為雕刻家與詩人的他是不是這個“不朽者”呢？接著看下壹行的“frame”，它有“定型”(shape)與“構想”(conceive)兩個內涵意義。如果把前後兩行連貫起來，也就是說“老虎”的畫像經神手造就(shape)，詩歌《老虎》由天眼靈視(conceive)，而把詩畫統壹在壹起的獨創者恰恰非布萊克莫屬。第二詩節繼續了對創造者特征的探究：“憑怎樣的翅膀他敢於奮力拼搏？”（On what wings dare he aspire?）英文詞“aspire”暗含熱切盼望、勇於追求難以實現的偉大抱負。具有這種特質的創造者不應是上帝，因為在基督教中的上帝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謂是否勇於追求高不可及的事物。而這壹“敢於奮力拼搏”的精神不恰恰是布萊克作為英國浪漫主義先驅者形象的最好概括嗎！詩歌《老虎》對於“老虎”創造者的追問壹直持續到第五詩節：“是制造羔羊的人制造的妳嗎？”在這裏，羔羊除了使人想到上帝之子外，也使人聯想到詩人的《天真之歌》，與此同時，它也可以指當時的讀者[5]（43）。在19世紀，詩人壹般將讀者也認為羔羊面對自己的作品，因為他們把閱讀當作壹種宗教活動。依此推理，“妳”則可以理解為收在《經驗之歌》裏的《老虎》這首詩了。另外，整首詩中的“他”（he）都是小寫的，“他”指的不是上帝，而是象上帝的詩人布萊克。對於《老虎》中“老虎”的創造者的確認明晰布萊克對於詩人的界定：詩人不是無所不能的上帝；但他確是象上帝壹樣的不朽者。
而詩人布萊克為什麽能有象上帝壹樣的“神手或天眼”（immortal hand or eye）呢？“憑怎樣的翅膀他敢於奮力拼搏”？布萊克在《書信集》中寫到：“在沙粒中看到宇宙，在野花中看都天堂，在櫟樹裏看到天使大軍在歡唱[6]（1576）。”對於別人狹窄的肉眼所看到的東西，布萊克的視野卻可以無限地伸延，“把其靈光和尖銳拋向萬物，它穿透隱藏的事物，搜尋復雜的本質，不需要其他任何借以觀看的光亮，只是憑借它自身的靈光”[7]（55）這就是“布萊克由想像力左右的靈視世界”[7]（56）。作為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先驅的布萊克，視想像為文藝創作的源泉和人類生活的原動力，把想像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沒有自然宗教》和《壹切宗教皆為壹體》中，布萊克宣稱“把詩的或創造的能力與預言的力量等同視之” [6]（1576），而這種包羅萬象、洞察壹切的力量就是布萊克所謂的想像力。這裏，“想像與布萊克宗教中的上帝合二為壹”[7]（54）。基於這樣的詩歌理念，布萊克在《老虎》第三、四、五詩節才有了《創世紀》中上帝創造萬物的創作靈感。插上想像的翅膀，詩人布萊克具有了神性，具有了象造物主上帝創造萬物的神力。“什麽樣的臂力、什麽樣的神工，/把妳的心臟擰制成功”。在在第三詩節創造者擒住被造後，第四詩節創造者又把自己想像成了壹個“鐵匠”：“什麽樣的鐵錘？什麽樣的鐵鏈？/ 什麽樣的熔爐把妳的腦子燒煉？這裏的“心臟”（heart）與“腦筋”(brain)象征了想像力發揮時感知與理智的並存與對立，他的《天真之歌》與《經驗之歌》中“天真”與“經驗”兩種哲學信條的並存與對立。至此，布萊克完成了“老虎”的創造、《老虎》的創作過程，把浪漫主義詩歌理念蘊涵在了“老虎”的形象中。
三、布萊克“以詩論詩”
布萊克是反對新古典主義的。新古典主義所張揚的典雅、適度、理性的詩歌創作標準是布萊克所不齒的。他認為這“無疑於對白癡講很清晰的東西”。他拋開理性，視靈感與想像為“永恒的安身之處”。《老虎》中的“老虎”如謎般的豐富象征意義使這首18世紀的詩歌酷似20世紀的意象派詩歌，就憑這壹點就充分表明了布萊克與充滿警言格句的新古典主義的徹底決裂。同時在藝術上他更是大膽打破古典主義詩歌的清規戒律。《老虎》從頭到尾使用的四音部抑揚格或揚抑格雙行體取代了新古典主義所規定的五音部抑揚格英雄雙行體。不僅如此，絕大部分詩行的四音部還不完整，以額外的壹個重讀音節結尾，這在新古典主義看來是明顯不符合規範的。
Tyger! /Ty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另外，新古典主義追求和諧、對稱、富有美感的價值觀念，而布萊克似乎更鐘情於壹種崇高的情感。這種情感源於壹種恐懼，這也就是為什麽《老虎》中躍然紙上的是壹個令人望然生畏的老虎形象。在伯克（Edmund Burk）的《對崇高與美的哲學思想探源》壹文中認為：“未經馴服的力量是崇高的，因為它從陰郁的森林中來，從充滿吼聲的荒野中以獅子、老虎、豹或犀牛的形式向我們走來[8]。”
“以詩論詩”並不為布萊克所獨有，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確存在著壹個“以詩論詩”的現象[5]（43），只是長期以來我們對它壹直視而不見。因為它作為壹個隱含的主題並不象詩人們所關註的自然、民主和自由等問題那麽明顯，又不是任何壹個詩人永恒關註的話題，所以恐怕只有細心的讀者才能發現它。比如，華茲華斯的《丁登寺》，柯爾津治的《抑郁頌》，雪萊的《西風頌》和濟慈的《希臘古甕頌》等，都堪稱詩人們詩學理論的載體。
本文只是以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的《老虎》為例，解讀其中的“以詩論詩”的現象。當然，詩歌超越時間與空間，超越固定和有限的釋義，本文所作的解讀只是許許多多解讀中的壹種罷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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