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訓中烙印著佛教色彩是有其背景和原因的。
第壹，自漢代以來被尊為主流意識的儒家學派，對佛道兩家由沖突、排斥，經過幾百年的紛爭，至唐代趨於吸收、融合，形成了以儒家為首，佛道為輔，三家並存的中國文化總體格局。佛道學說不僅在民間廣為流傳，而且被官方及學術界認可接納，其地位得到全面提升。這個總體文化形態覆蓋了統治階層、學術界、民間及社會的各個角落。其間的女訓著述自然亦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容易被人接受的部分釋家學說；
第二、佛教本身有其特有的價值觀，而這恰恰是儒家思想所排斥、忽略和缺乏的。佛教主張世間壹切事物皆為因緣和合而生、“壹切皆苦”、“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不凈”。“苦”是由自身的“業”、“惑”所致，擺脫痛苦要修持，轉變世俗欲望與認識，超越生死輪回，以達最高境界——“涅檠”。壹方面，佛教思想解答了今世痛苦的原因，追求幸福要“空”；另壹方面，佛教直接給出了幸福美好生活的答案，就是修持心靈以求來世。這兩方面恰好填補了儒家強調人世、治世，而忽視人的心性需求和自然屬性的缺陷。
第三、女性的特有地位與需求。中國古代社會，男性是主導群體，歷代為官制度均把女性排斥在外。唐代正式形成的科舉選士制度使之更加規範化、法律化。科舉功課全部為儒家思想典籍。男性的啟蒙幼學及成人為學完全圍繞著實現最終的科舉選士。女性則不具備實現科舉的途徑與目的。唐代才女魚玄機曾有詩雲：“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女性被排斥於科舉門外，使得女性群體的為學完全以修德、心性和身體的健康為核心。她們的地位與自身特性使之對接納佛教學說有更寬廣的心態空間和自然需求。佛教思想對於女性顯得更加親切。由此，其時的女訓著述吸收佛教學說就具備了女性自身的理由。那麽，《女論語》佛教色彩的表現是什麽呢?
第壹、思想內容：《女論語》在對女訓的表述及要求上與儒家傳統觀念存在著明顯不同：
1、專門論述了如何融洽夫婦感情。“事夫”章告誡女性要從衣、食、住、行等多方面關心、侍候丈夫。如此才可得到“相敬如賓、和樂琴瑟”的幸福生活。
2、具體訓誡中多處顯現了佛教的輪回轉世等觀念。《女論語》“事夫”章中寫道：“前世緣分，今世婚姻。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強調了男女能夠成為夫妻，是因為前世修得的緣分。這裏明確表述了夫妻恩愛也是由於“相因”。夫妻雙方應該珍惜現世的姻緣，求得家庭和睦。夫妻恩愛是緣分註定的。這正是吸收借鑒了佛教，“諸法因緣生”、“諸行無常”的觀念，完全符合了世間壹切皆為因緣和合而生的佛教教義。再如“事父母”章：“設有不幸，大數身亡。”人的死亡是因為他們的氣數已盡，這反映了佛教緣散則滅的思想。佛教認為人生如夢，世事無常，壹切皆由緣分。生命的結束也是生命的開始，是“完此劫數”，即開始下壹個輪回。“大富由命，小富由勤”。同樣反映了佛教“欲知前世因，今世受者是”的宿命思想。“訓男女”章中又寫道：“掃地燒香，紉麻緝苧。”意思是說，母親應該教育女兒燒香敬佛之禮和持家、女功之道。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在唐代敬佛燒香已經和女功壹樣，成為婦功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要從小學得。母親在此又成了佛教在家庭中傳承的媒介。該章中又提到：“男不知書，聽其弄齒；鬥鬧貪杯，謳歌習舞。”對於男子的惡習，母親必須從小加以約束管教。這些詞語雖然不是取諸佛經，但其思想精神則符合戒律中的戒酒、戒淫、戒嗔、毋妄語、毋兩舌等戒條。“事舅姑”章中的“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更是將儒家的孝道與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結合起來。
3、夫妻地位的規範界定亦發生了明顯變化。為婦之道的核心由儒家傳統的“敬慎”轉變為“恩愛”。其男女情感成分顯著增強。表現為：“同甘同苦，同富同貧。死同葬穴，生***衣衾。”
4、夫妻合葬。唐代之前夫妻合葬因不符合儒家禮制而不多見。《禮記》說，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但唐代以來，夫妻合葬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喪葬風俗。“合葬非古，行自周年，遵禮而循，流於唐日”。合葬制度的出現，可以說是傳統儒家吸收佛教思想的表現形式之壹。
5、孝道。孝道在儒家傳統觀念中，主要表現為對父母生前的孝敬贍養和身後的安葬守孝。而佛教的命定、業報思想，使人更加重視對父母終究業報的救贖。佛教在完成了中國本土化後，其關於“孝”的思想，主要表現為對父母的終極關懷，消除業報。《佛說盂蘭盆經》關於大目犍連救度母親於地獄的故事，可以說是佛教的“孝經”。儒家歷來主張對鬼神之事敬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只講祭祀祖先，佛道講求超度。反映在《女論語》中，就是為病中父母“禱告神祇，保佑安康”的宗教色彩。如果忤逆不孝，將會“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這種明確不孝所要遭受的報應，實質是壹種宗教式的譴告。
第二、文體形式：《女論語》中的佛教色彩，除了受儒釋道並立的文化總體格局影響外，還與作者作著便於流傳的主觀意圖有關。作者宋氏姐妹出身儒學世家，後人宮廷擔任女師。從其作品以韋逞之母宣文君和班昭口吻著述來看，其創作主旨是效仿前代女賢，繼承、傳播儒家婦女的價值觀，有代聖人立言的傾向。作者從佛教的傳播上受到啟發，在作品形式上借鑒了佛經“俗講、變文”的形式，行文通俗，表述具體、生動，以增加讀者的感性認識。哈佛大學韓南(P．Hanan)在《中國白話小說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中指出，“唐代白話文學與佛教的關系密切。其原因或許是因佛教是外來思想，雖然也受到中國正統文化的影響，卻不壹定恪守古典書寫文字的形式。或許是因為寺院的主持者們認為僧尼及其它信奉者較願接受白話，已經形成了壹個聽眾及讀者群。……兩方本文為全文原貌 未安裝PDF瀏覽器下載安裝 原版全文 面的因素必然會推進白話文學的發展，也會刺激那些原已存在的世俗口頭文學的發展。當時許多高僧都作‘俗講’，以吸引大批普通聽眾。”宋氏姐妹是唐代有名的才女。據《舊唐書·後妃傳》記載：“德宗俱召人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受賞歡。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莘姊妹應制。每進禦，無不稱善。”可見，她們的文化素養很高，完全可以用傳統儒家著述的文體撰述其作品，但她們卻采用通俗易懂、近乎白話的行文風格，使其作品便於流傳。內在深層的目的是將儒家的經世致用之道，融匯在耳熟能詳的具體生活場景中，生動、真實，親切。使讀者壹目了然，於不知不覺中受到教化。這種文體，並不是當時儒家學者的著述行文的主流。《女論語》作者是受到當時佛教“俗講、變文”的影響。唐代僧人多將《華嚴》、《法華》、《維摩》、《涅檠》等經文用通俗的言辭，結合故事記敘，在集市、廟會中宣講或說唱，謂之俗講、變文。誕生於唐代早期的禪宗著名經典《壇經》，即是采用了唐代白話語錄體：
壹即壹切，壹切即壹，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心好命又好，富貴直至老；命好心不好，福變為禍兆。
心好命不好，禍轉為福報；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貧夭。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不難發現，《女論語》與《壇經》的行文方式如出壹轍，非常相似。宋氏姐妹借鑒宗教傳教的文體著述儒家女訓，是她們看到了宗教文體的價值，便於快速和廣泛地流傳。這種價值恰恰是傳統儒家典籍所缺乏的。外借宗教的文體形式，內傳儒家思想核心，這種獨特的構想，顯示了宋氏姐妹的聰慧與良苦用心。唐代儒、釋、道三教並行的文化格局，對中國傳統女訓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壹方面，儒家吸收了佛、道教中的部分學說，重新界定了諸如婦道、母儀、貞節、孝道等儒家傳統觀念；另壹方面，借鑒了宗教的教義、戒律的形式，使唐代女訓更加具體化、規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