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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唐朝是詩歌發展的鼎盛時期,其他朝代就不如唐朝?

唐代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不但詩體大備,而且各種風格流派如百花競春,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等名家輩出,高手如林。

而降及兩宋以後,詩歌逐漸衰落的趨勢就十分明顯了,不僅宋詩不如唐詩,元、明、清詩歌也不如宋詩,恰如很多人所說的“壹代不如壹代”了。

01

為什麽詩歌自宋代以後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呢?對此,有壹種普遍看法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封建社會自唐以後壹直走下坡路,封建思想本身已沒有新的發展,而越來越成為各項事業發展的障礙,詩歌也是如此。

但這種“推斷”似乎並不能“合理的解釋”中國文學史上的基本問題。壹則,上述論斷只說明了詩歌與封建社會制度及封建思想的相互關系;二來,既然封建社會自唐以後壹直走下坡路,封建思想本身已沒有新的發展,而越來越成為各項事業的障礙,那就不僅是障礙詩歌的發展了,整個文學事業都應該在受其障礙之列。這就意味著封建社會的文學,壹切方面均應以唐代為高峰,唐以後的文學則只能隨著封建社會的走下坡路了?

照這樣“推斷”下去,唐代以後的中國文學史豈不真是“壹代不如壹代”,成了每況愈下的“衰亡史”,而不是什麽“發展史”了嗎?

事實上,唐以後就文體形式而言,例如四言詩、賦、駢文乃至近體詩,都曾有過壹段鼎盛時期,可是也都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先後衰亡了(有的是衰而未亡)。不過,這只是文學史的壹個方面,更主要的壹面則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壹代有壹代之文學”。

比如齊言的近體詩衰落了,雜言的詞曲興起了,韻文衰落了,戲曲、小說發展了;文言文學衰落了,白話文學發展了……這些人所***知的事實,難道不正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明證嗎?這個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重要趨勢,難道不正好與“封建社會”和“封建思想”走下坡路,沒有新的發展背道而馳嗎?

中國古代文學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封建社會的殉葬品。反倒是生當封建末期的曹雪芹,以他空前彪炳煊赫的現實主義傑作《紅樓夢》為即將覆滅的封建社會唱出了壹曲挽歌,把小說的發展推向壹個新的高峰,給中國文學史增添了新的光輝。

僅就詩歌的發展而論,如果以上述“推斷”來解釋唐以後詩歌衰落的原因,我們自然也會懷疑:詩歌與封建社會或封建思想有何不解之緣,使它們之間必定***存***榮,生死與***?

難道是因為詩歌歷來被封建統治者視為正統文學之壹,受封建統治階級的束縛可能更多壹些的緣故嗎?可是在宋元以前,歷代優秀文學作品之中,成就最高、批判封建統治、反封建思想最強烈的不也正是詩歌嗎?

壹些學者詩人的記述告訴我們,歷代封建統治者確實是對詩歌較其他文體另眼相看的。例如《漢書·藝文誌》說: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可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也說:

“泊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乃至於餡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洲矣。”

宋代的鄭樵在《論秦因詩而亡》中說的更加危言聳聽:秦因“采詩官不置”而亡。據說周朝設有采詩官,但是周朝終於滅亡了。不設采詩官的秦隋也先後滅亡了。既然采詩亦滅,不采詩亦亡,那麽各王朝之興亡究竟與詩歌何涉?

在古代社會,文藝還不能有這麽大的作用。例如陳勝吳廣起義、黃巾起義乃至太平天國起義,他們利用的精神武器多半帶有宗教迷信的色彩。在封建社會,“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詩歌,確實“可以觀風俗,知得失”,“補察時政”,其社會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如果不適當地把詩歌誇大到可以興邦滅國,豈不是同過去道學先生所謂“紅顏禍水”之說壹樣荒謬絕倫嗎?

詩歌先於封建社會而產生,它並不是封建社會所專有的文學樣式(即使產生於封建社會的文學樣式,例如小說,也不是封建社會所專有的)。

唐代以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詩歌恰好也在唐代發展到頂峰。唐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下坡路,詩歌也開始衰落。這種現象只是壹種歷史的巧合。某種文學樣式的興衰,與某社會制度的興衰並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

雖然壹定的文化是壹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但是這種反映可能有著不同的情況。馬克思告訴我們: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另壹方面,他又指出:

“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壹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壹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壹般發展成比例的。”

根據以上兩個方面的論述,可以說物質生產同藝術生產的發展有著既相對平衡,又不平衡的內在聯系。

承認物質生產同藝術生產發展的相對平衡的關系,並不意味著物質生產能直接引出藝術生產,物質生產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藝術生產水平的高低。認為詩歌的興衰與封建社會的興衰有必然因果關系的說法,或許碰巧與這種實證主義觀點相吻合。

物質生產雖然是基礎,但它並不與藝術生產發生直接關系,它要通過各種中介因素來起作用,二者並不是絕對按比例發展的,情況往往很復雜。

以封建社會而言,壹般認為春秋戰國是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其時天下大亂,物質生產還處在大發展的前夜,可是學術文化空前繁榮。

漢代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興盛的時期,物質生產躍進發展,而藝術生產卻大大遜色於春秋戰國。

三國魏晉,又逢亂世,物質生產不如漢代,而文藝仍有長足進展。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上升的高峰,經濟高度繁榮,文學也盛況空前。可見,偶然性的巧合也往往是以某種歷史必然性為基礎的。

宋元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開始進入後期,但政治經濟仍有發展,特別是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壯大,文學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如詞和戲曲的崛起,出現了可與莎士比亞媲美的偉大戲曲家關漢卿。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老期,文學並未隨之而衰老,特別是小說戲曲顯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物質生產的發展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還表現在另壹方面。在中國文學史上,“凡壹代有壹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驕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壹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所謂“壹代有壹代之文學”,如果理解為各重要歷史階段都各有其特定的內容和形式的文學,那無疑是正確的。這樣從縱的方面看,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重要時期,凡是以特定形式真實生動地反映當時社會生活和人們思想願望的文學,都具有特殊的藝術魅力。

封建王朝是壹個代替壹個,或者是後壹個否定前壹個。文學的承傳關系與此不同,它既不是消極的陳陳相因,也不是後起者壹定否定前者。壹般來說它有繼承,更有發展變革。

不僅人類發展的兒童時代的文學應有永久的魅力,其他時代的優秀文學也必然具有永久的魅力。正像不能以“詩三百”來貶低“漢樂府”壹樣,也不應以唐詩來否定宋詩。因為它們是各自時代的產物,各自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特點,誰也取代不了誰。

錢鐘書先生曾在《談藝錄》中說:

“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想見勝”,“壹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詩,晚節思慮深沈,乃染宋調”。

所謂“少喜唐音,老趨宋調”,正是各自時代特征的體現。它們本來各有所長,由於不了解不同時期文學的特有魅力而妄加褒貶,實在是不足為訓。

事實上,宋詩確有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在廣為流傳,籠統地說宋詩“味同嚼蠟”也是不能成立的。

02

在上述論斷中,還涉及到詩歌發展與封建思想有無新發展的關系問題。對這個問題張誌嶽先生有過更詳細的闡發:

“中國的封建社會,自唐以後,轉入逐漸走下坡路的階段,封建思想本身沒有新的重大的發展,而且越來越成為各方面的事業特別是詩歌業績發展的障礙。在資產階級思想沒有形成以前,詩作家不可能從封建思想本身的系統中吸取較重要的新的發展因素,也就不可能在他們的作品中反映出高於唐人的時代特色,因而在民主性精華的思想性的高度上,也就沒有人能趕上李白和杜甫的成就的。”

這段話可以概括為兩點:

1、因為詩歌民主性精華的思想性的高度是由封建思想體系中新的較重要的發展因素決定的;

2、所以,歸根結底,封建思想本身沒有新的重大的發展,詩歌也必然走下坡路了。

他將“民主性的精華”與“封建思想體系中新的較重要的發展因素”等同起來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在“封建思想本身的系統中”,無論怎樣發展,無論多麽“重要的新因素”,其質的規定性都只能是封建思想。民主主義思想從封建專制社會的母體中產生,不是從封建思想體系中產生。

壹般說來,產生民主主義思想體系的階級基礎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封建社會的民主思想也是如此產生的。“民主性的精華”不是壹般的精華,是指勞動人民創造的最可寶貴壹部分精華。這樣的精華與封建思想簡直是冰炭不可同器,怎麽能相輔相成?

不過,雖然“民主性的精華”與“封建因素”的關系沒有那麽密不可分,但是,也不能認為壹切“精華”必定具有“民主性”,也不是“封建因素”絕對不可能成為“精華”。

例如封建社會初期,反對奴隸主階級的殘余是有歷史進步意義的,但並沒有“民主性”。中唐時期反對藩鎮割據,維護中央集權,也有歷史進步意義,可是也不具備“民主性”。

另外,民本思想,仁政愛民,君輕民貴等,都屬於封建思想的範疇,而反映這些思想的文學作品,都可成為精華。可見並不是壹切精華都有“民主性”,反映封建思想某些部分的文學作品也可以成為精華。

當然,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承認反映某些封建思想的詩歌可以成為精華,是否就等於承認封建思想的發展決定詩歌的興衰?不,結論仍然是否定的。

舉例來說,“諷諭文學”之開山祖孟子“為民請命”,有敢於尖銳地批評國君的剛直精神。他的“寡人願安承教”章為後來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從出,而以語氣而論,後者還趕不上孟子的淩厲。“湯放桀、武王伐紂”更是采用釜底抽薪的方式,完全否定了維封作為“君”的資格,說得理直氣壯,等於給了封建統治者以當頭棒喝。

孟子還提出了仁政思想和“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等主張。“叛逆文學”的奠基人莊子,則向往著無君無臣,追求自由解放,否定現實,玩世不恭,幹預生活。

這些思想發展到了唐代,李白杜甫的“殷後亂天紀,楚懷亦已昏”,“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對唐玄宗諷刺和蔑視,可以說是比較大膽的,但與孟子的“聞誅壹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樣猛烈地給封建統治者的當頭棒喝相比較,不是遜色不少嗎?

可以這樣說,李白杜甫作為偉大詩人,是當之無愧的。但是說他們那種敢於指斥皇帝、蔑視權貴的氣概,已經達到了封建詩人教養所容許的高峰,則未必。

他們自比“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壹身”,功成名就身退等思想,壹無不是從傳統封建思想借來的舊武器,不過偶爾夾雜了壹點宗教色彩,與莊子,特別是孟子所樹立的光輝榜樣相比,不僅沒有超過,還相差甚遠。

這原因,並不是作者的世界觀不可能從封建思想本身的發展吸取新的因素,而是封建思想本身的發展只能日趨腐朽沒落。

李白杜甫不吸取這些東西,而從民間吸取思想藝術的營養,在思想感情上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這在封建社會的詩人之中,可以說已經達到了封建詩人教養所能容許的高峰,這才是使他們成為偉大詩人的主要原因,而根本不是他們的思想達到了封建思想新的高峰,才使他們成為偉大詩人的。

03

宋詩的思想藝術都沒有超過唐詩,這是事實。但這裏涉及到壹個壹般性的問題:是否是思想水平高,藝術技巧就壹定高,思想水平低,藝術技巧也壹定低?這顯然是把思想和藝術混為壹談了。

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會出現矛盾是客觀事實。壹般的藝術技巧本身並沒有階級性,也是大家公認的。思想並不等於藝術,藝術同思想的關系也不是從屬或依附的關系,雖然藝術創作在壹定程度上要受思想的制約。

實際上,思想同藝術的關系,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而是壹種若即若離,不即不離的關系,起碼在封建社會是如此。宋人在詩歌藝術上沒有超過唐人,思想上可能有影啊,但這肯定不是必然的、唯壹的原因。

還有人說,宋人多數不如唐人,很大程度上世不懂得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這是否可信?

在弄清宋人多數究竟懂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之前,先大致看看什麽是形象思維:形象思維,顧名思義,也是壹種思維,是同邏輯思維平行的另壹種思維或者說是藝術創作中的想象。只要是頭腦正常的人,只要是有壹定文化素養和熏陶的人,都應該能夠掌握和運用,不存在懂不懂的問題,只是掌握和運用的情況可能因人而異。

至於形象思維何時開始在文學創作中運用,有人認為:在文學創作中,形象思維的運用與文學的起源是同時並存的;也有人說直到唐代的李賀時,形象思維這壹規律才被進壹步掌握。不管何者為是,宋代以前已掌握了形象思維是沒有疑問的。

況且,不懂形象思維的“詩人”算什麽樣的“詩人”?對這些連詩作家的必由之路都不會走的宋人來說,上坡下坡又何從談起了,這些宋代“詩人”既然多是不懂形象思維,亦即根本不懂得詩為何物的冒牌貨,本來沒有生就寫詩的“藝術細胞”,要他們寫出超過唐人的好詩,豈不等於讓公雞下金蛋嗎?

這些號稱詩人實是“詩盲”的人,任妳有多麽恢宏大度的統治者,多麽清明自由的政治思想背景,也不會使他們詩興大發。

此前的唐代是封建社會上升的頂峰,宋元是衰落的開始,文學也自然衰落得多了。從明朝開始,壹般認為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所以宋元又不能與之相比。

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朝代是相提並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壹壹都得數到宋代。元雜劇更是獨擅千古,偉大戲曲家關漢卿可與莎士比亞並稱不朽。為什麽這個“宋人多數不懂”的形象思維總是不能有壹個圓滿的解釋呢?

這當然是因為這個說法本身就欠妥當,並不完全符合宋代文學的歷史實際。當然,宋人在唐詩極盛難繼的情況下,要想更上壹層樓,必須花更大的氣力。

錢鐘書先生在《宋詩選註· 序》中說:

“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模仿和依賴的隋性……宋人能夠把唐人修築的道路延長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用宋代文學批評的術語來說,憑借了唐詩,宋代作者在詩歌的‘小結裹’方面有了很多發明和成功的嘗試,譬如某壹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徹,某壹個字眼或句法從唐人那裏來而比他們工穩,然而在‘大判斷’或者藝術的整個方向上沒有什麽特著的轉變,風格和意境雖不寄生在杜甫、韓愈、白居易或賈島、姚合等人的身上,總多多少少落在他們的勢力圈裏。”

針對文章題目所提出的問題,這段論述雖不算“斷千百年公案”,也可謂鞭辟入裏,深中肯綮。

不過也可以作點小小的補充,不常用形象思維寫詩,“壹反唐人規律”“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大概可稱宋人之“冒險開荒”。

只是他們選擇的那片荒地實在不宜開墾,所以盡管費力不小,不說得不償失,也是所獲甚微。自南宋以來,對宋詩的評價竟成為壹樁聚訟紛紜的文學史公案。南宋時,金國的作者就嫌宋詩“衰於前古……遂鄙薄而不道”,連他們裏面都有人覺得“不已甚乎戈”。

從此以後,宋詩也頗嘗過世態炎涼或市價漲落的滋味。如果宋人在天有靈,即便心有不甘,這滋味他們現在還得嘗下去。因為整體說來,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元明清文學都不如宋代,也不是他們不懂形象思維,更不是因為社會制度與思想的關系,而是因其主要興趣和成就已轉到戲曲、小說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