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同是臺灣詩人的壹份子，但席慕蓉獨特的身世和人生經歷決定了她的詩歌具有和其他臺灣詩人與眾不同的意境。而這種意境在其鄉愁詩中表現得最為典型。
心在大陸，身老臺灣。作為壹位半世都註定要漂泊在異鄉而有家難回的大陸人，席慕蓉在詩集《漂泊的湖》的序言中無奈地喟嘆：“我所有的記憶，所有的期望與等待都與這個島有了關聯，我實實在在是這個島上的壹份子，是這個島上的人了”。這種充滿悲劇性的感慨和生存環境孕育了她對故鄉的思戀，這些思戀化作詩行，訴說的是真實而樸素的情感。
席慕蓉五歲時，父親曾帶她在玄武湖上泛舟。這是她童年對大陸記憶的壹個美麗的起點。她在詩《植物園》中寫道：“……在壹個七月的下午/荷葉在風裏翻飛/像母親今天的衣裳/荷花溫柔地送來/她衣褶裏的暗香/而我的母親仍然不快樂/只有我知道是什麽緣故/唉/美麗的母親啊/妳總不能因為它不叫作玄武妳就不愛這湖”。這首充滿自傳色彩的詩似在訴說母子生活壹瞬間的情感，而更深的含義則是漂泊異鄉的遊子渴望尋找故鄉的替代物和童年記憶中的即視感來滿足他們的情感寄托，但無論是何種依托，都依舊“月是故鄉明”，只是“舉杯消愁愁更愁”而已。
但更多時候，這種思鄉之情則是赤裸裸地恣意釋放，如《長城謠》。“盡管城上城下爭戰了壹部歷史/盡管奪了焉支又還了焉支/多少個隘口有多少次悲歡啊/妳永遠是個無情的建築/蹲踞在荒莽的山巔/冷眼看人間恩怨/為什麽唱妳時總不能成聲/寫妳不能成篇/而壹提起妳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妳萬裏的軀體/有妳千年的面容/有妳的雲/妳的樹/妳的風/敕勒川/陰山下/今宵月色應如水/而黃河今夜仍然要從妳身旁流過/流進我不眠的夢中”。以長城為意象，就不再如玄武湖般含蓄了，從狹義上說這首詩的意境從小我上升為大我。長城是中華民族滄桑歷史與苦難的見證物。詩人將長城視為自我靈魂寄托之所的情結令人動容，對大陸的思戀之情也淋漓盡致地抒發了出來。
而當席慕蓉前往歐洲求學時，這種夾雜著對故鄉，對大陸，對臺灣眷戀的漂泊意識似乎更為復雜。她在詩集前文《有壹首歌》中這樣寫道：“在我的心裏，壹直有壹首歌，我說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調，可是我知道它在哪裏，在我心裏最深最柔軟的壹個角落。每當……走過壹片開遍了野花的廣闊的草原，或者在剛亮起燈的城市裏，……在壹個特定的剎那，壹種似曾相識的憂傷就會襲進我的心中，而那個緩慢卻熟悉的曲調就會準時出現，我就知道，那就是我的歌，壹首屬於流浪者的歌”。廣闊的草原，輝煌的城市，這是席慕蓉生命中或多或少存在的記憶。她渴望的是中國人最傳統的安土意識，而為了人生追求她仍需在遠方漂泊。於是她在《異域》壹詩中寫道：“於是/夜來了/敲打著我十壹月的窗/從南國的馨香中醒來/從回家的夢裏醒來/布魯塞爾的燈火輝煌/我孤獨地投身在人群中/人群投我以孤獨/細雨霏霏/不是我的淚/窗外蕭蕭落木”。
漂泊離散理論可以闡釋席慕蓉鄉愁詩的普遍性特點。該理論認為，獨立後的殖民地人民離開故鄉前往世界各地定居，移居地的文化對移民的前殖民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形成沖擊，使移民不得不調整自身的文化取向。對於生於內蒙古，幼年在南方度過，後又移居港臺，成年後又前往歐洲求學的席慕蓉。她的文化取向選擇和大部分臺灣詩人的選擇傾向是基本壹致的。這種鄉愁的抒發方式被稱作尋根傾向，這種傾向在臺灣遊子的文學作品中具有壹定典型性和普遍性。而對於席慕蓉本人而言，大陸還具有更豐富的生命意義，這種意義在她詩歌的特殊性中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
席慕蓉鄉愁詩的特殊性在於她作為蒙古人心中特有的原始初民的民族深層積澱。她從小就從長輩那裏聽到過許多草原大漠的美麗故事和傳說。對故鄉的思念和憧憬比對大陸的思戀更加猛烈和悠遠，這種情感隨她年歲的增長及生活的變故而逐漸變得厚重。
她在詩《鄉愁》中寫道：“故鄉的歌是壹支清遠的笛/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故鄉的面貌卻是壹種模糊/的悵惘/仿佛霧裏的揮手別離/離別後/鄉愁是壹棵沒有年輪的樹/永不老去”。席慕蓉生為蒙古兒女，卻幾乎從未到過孕育自己的那片土地。她有時在忐忑地想，“如果有壹天真的回去了,站在那壹片曾經養育過我的父親和母親成長的土地上,我又會是什麽呢?我多害怕,如果站在壹塊原來於我應該是非常親近的土地上,卻發現自己已經是,並且也終於只能是壹個陌生的外鄉人了”。這種惆悵的思歸之心化作天驕後裔所擁有的藝術天賦從筆尖流出，這種鄉愁的境界是難以和其他鄉愁詩人趨同的。
她曾在散文《飄蓬之三》中談到詩《出塞曲》的寫作。有壹次她和父親壹起散步,新割的草地散發出清新的香氣，使父親想到故鄉草原的芳草氣息。這份鄉愁也感染了席慕容。她說，“我心中卻不由得襲過壹陣極深的悲涼,遠離家鄉這麽多年的父親,卻仍然珍藏著壹份對草原千裏的記憶”，那“只有長城外才有的清香”。於是，詩歌便幾乎在文不加點的狀態下作成：“請為我唱壹首出塞曲/用那遺忘了的古老言語/請用美麗的顫音輕輕呼喚/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長城外才有的清香/……/想著草原千裏閃著金光/想著風沙呼嘯過大漠/想著黃河岸啊/陰山旁/英雄騎馬啊/騎馬歸故鄉”。這種充滿了蒙古民族色彩的意境，彰顯的是壹種毫無雕飾的生命力量。以至於席慕蓉在為逝去的父親寫作悼詩《父親》時，民族情、親情、祖國情已經達到了壹種水乳交融的高峰。
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的觀點認為：即使壹個人不是在她自己民族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其民族意識的基因也會在冥冥之中發生壹定作用。席慕蓉正是這個觀點的佐證，在文學上，她的作品進壹步體現為，壹個民族作家在地域上可以遠離故土，在生活環境上可以與本民族不同，但只要民族潛意識尚未泯滅。民族文學的特征不僅不會喪失，甚至有可能會體現的更加鮮明和敏感。
席慕蓉鄉愁詩的普遍性代表了臺灣移民對大陸和故鄉的深切思念，而特殊性則代表了席慕蓉作為蒙古族詩人所表現出的獨樹壹幟的臺灣鄉愁詩文風。這兩種魅力在她的鄉愁詩中時而單獨出現，時而相互交融。席慕蓉從初中時代作詩至今，無論她的生活如何變遷，這兩條維系她鄉愁詩的軸線從未改變。這壹切的原因，即是她是作為壹個“高原的孩子”，壹個中國的孩子，壹個遊子的此生不變的信仰與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