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入仕途時，白居易擔任政府機關校書郎，是個抄抄寫寫的“文秘”，他在詩中說：“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秘書。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在擔任左拾遺時，他寫道：“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
在擔任蘇州刺史時，他又寫道：“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
在擔任太子少傅時，他寫道：“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
在他的人生就要畫上句號時，他寫道：“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仿佛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白居易敢於將個人收入和個人財產狀況向朝廷及全社會公布，充分說明了他清廉自守的高尚情操。
作為壹個封建官吏，十分難能可貴的是，白居易心中始終裝著老百姓，經常把自己的俸祿收入與自己新添的生活用品與民間疾苦聯系起來。他於洛陽任太子賓客壹職時，已經75歲了，他在此期間做的壹首詩中寫道：“不種壹壟田，倉中有余粟；不采壹枝桑，箱中有余服……中人百戶稅，賓客壹年祿……自問此時心，不足何時足？”
有壹年冬天，白居易新添置了壹件用綾和絲綿制成的棉衣，他穿上後即想到了百姓的疾苦，並為此寫道：“百姓多寒無可救，壹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饑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
白居易那樣，敢於公開自己的收入，而且“心為民所想，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