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新批評”眾將壹樣，布魯克斯希望把文學批評變成壹種“應用科學”，從而能夠對詩歌進行嚴謹、準確、精細的批評。壹方面，他認為詩並非神秘而不可解，它自身便是可讀、可分析的客觀對象。另壹方面，布魯克斯認為詩歌不僅僅只是詩人及其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它自身就是其意義之源，“作品的感染力應該源於詩歌本身”。因此，作者以鄧恩的《成聖》、彌爾頓的《歡樂的人—幽思的人》、格雷的《墓畔哀歌》、華茲華斯的《不朽頌》、濟慈的《希臘古甕頌》等詩，以“新批評”特有的細讀法進行了分析，並發現了其中諸多***同之處：意義的層次、象征、內涵的沖突、含混、悖論和反諷等，最終得出以詩歌結構這壹“精致的甕”為對象研究的結論。當然，這裏的結構不是指詩歌固定的模式或形式，而是“意義、評價和闡釋的結構”，是使詩歌的情感、態度、意義達到平衡和協調的整體統壹性原則。布魯克斯的詩歌“結構”本體論研究也符合他壹直以來強調的“有機整體論”，因此，分析詩歌壹定不能脫離詩歌自身的語境，即文本整體。然而，要想勘破詩歌結構，必須求助諸如“悖論”、“反諷”、“隱喻”等達到。
實際上，在布魯克斯早先的著作中已經反復闡釋“隱喻”的作用，而在《精致的甕》裏則進壹步將隱喻所產生的作用放大，加之於詩歌結構之上，由此，詩歌的精髓是隱喻，而隱喻最終是類比而不是邏輯。不僅如此，隱喻微妙地變成了壹種態度，它既能代表喻體與喻本的關聯，也能表達詩歌整體的結構。此外，布魯克斯關於反諷的觀念與《反諷——壹種結構原則》《反諷與反諷詩》中相似，皆與詩歌語境相關，亦即實際意義與語言字面意義相左的結構原則。
該書最重要為“悖論”，布魯克斯在首章《悖論的語言》中界定道：“詩歌語言是悖論的語言。”在他看來，科學的語言拒絕悖論，因而具有明晰性、抽象性、穩定性特征，而“詩人是不斷探索語言潛能的人”，故而詩歌語言是具體的、意象的，甚至是相互沖突的，具有破壞性的。悖論是壹種表面上荒謬實則道說真理的語言，詩人在創作中，會把語言的日常意義相互對立，讓“語詞之間相互不斷地修飾，進而違背了它們在字典中的意義”，從而在詩語的碰撞和對抗中產生詩意。就此而言，問“詩歌究竟要傳達什麽”則顯得拙劣了，因為詩歌並非只是傳達壹種確定的意義，相反，任何壹首好詩都會拒絕那些釋義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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