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賞析
有唐壹代，由於國家統壹社會安定經濟興盛，使得人們思想上也非常的開放活躍，社會文化空前繁榮，各家各派之間互相取長補短，相互融合，呈現出壹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佛教發展到了唐代，亦進入了其全面繁榮的時期，其中禪宗壹脈經過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師徒五代的努力，成為了唐代歷史上最具有創造性和影響力的佛教流派。此時，上到帝王貴胄下至平民百姓，對禪宗都表現出來空前的熱情和關註，禪宗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歷史記載武則天、唐中宗、唐高宗都曾遣使者詔慧能進京講法，慧能皆未應詔，即使如此，仍舊是“每大師登座，學眾盈庭”(王維《能禪師碑》)，“學徒爰來，如水之東”(劉禹錫《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禪宗教義漸漸深入人心。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文人士大夫對禪宗也表現出了接納歡迎的態度，紛紛與禪僧交接往還，談詩論道，甚至以交接禪僧參禪悟道為風尚，到了“閑言說知己，半是參禪人”(方幹《白艾原客》)的地步，禪宗義理漸漸成為了文人士大夫思想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們的言談舉止中體現出了濃厚的禪宗色彩。王維是唐代詩人中佛學修養最高的，他不僅是壹個虔誠的佛教信徒，還把佛教義理融入到詩歌創作中，使其作品具有了濃厚的禪心禪意，故而被人們譽為“詩佛”，其代表性的詩作《終南別業》就具有濃重的禪宗色彩。
《終南別業》又題為《初至山中》、《入山寄城中故人》，是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王維四十二歲以後，剛剛隱居終南山時寫下的詩作。終南山又稱為南山、中南山，是“在天之中，居都之南”的意思，在都城長安以南五十裏處，此地山巒峭拔，風景秀絕，歷來就是著名的宗教聖地，相傳全真教祖師呂洞賓、劉海蟾曾在此修煉，此地還有香積寺、興教寺等佛教名剎。終南山不僅是宗教信眾向往朝拜的靈山，而且還是高人雅士獨隱修身的佳處，宋之問、李頎、儲光羲等名士都曾在此蔔居歸隱。王維對隱居終南山也是渴慕已久，他曾寫有壹首《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晚下兮紫薇，悵塵事兮多違。駐馬兮雙樹，望青山兮不歸。”對官場流轉、紅塵紛擾已心生厭倦的王維，感到超塵脫俗的終南山才是自己的心靈家園，對自己隱居終南山的願望無法實現感到無奈與悲傷。所以，壹旦機緣湊泊，王維便悠然隱居到了終南山中。
詩裏“中歲頗好道”的“道”指的應該是佛家思想，禪宗義理。王維與禪宗的機緣極為深遠，佛教禪宗與王維的接合又是極為誠摯。王維幼年喪父，由母親崔氏養育，崔氏是壹個虔誠的佛教徒，王維在《請施莊為寺表》中說：“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余歲。褐衣蔬食，持戒禪定，樂住山林，誌求寂靜。”由於崔氏行為的耳濡目染，使王維從小對佛教典籍就極為熟稔，並且對他安禪求靜性格的形成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大約在三十歲時，王維就拜在了大薦福寺的道光禪師門下，在為道光禪師寫的碑文中，王維說“維十年座下，俯伏受教”，這十年的生活使他對佛教禪宗義理的認識更加深刻，對佛教的體驗也更加堅韌純粹，《舊唐書·王維傳》載：“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彩。”而且王維壹直結交許多禪僧並與之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比如睿禪師、神會禪師、操禪師等等，與禪僧為友，參禪悟道，使王維的思想意識、行為舉止方方面面都具有了濃厚的禪宗色彩，他“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壹生不忘佛禪之事，在臨終之際，王維“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筆而絕。”由此可見，王維對佛教禪宗的體驗是深刻的，其詩歌中所體現出的禪心禪意也是他自然本心的流露，詩人用“好道”表達了自己對禪宗義理的喜慕，又用“頗”字表達了自己對禪宗義理的深沈信心和熱情。
隨著人生閱歷的增長，王維歸隱山林的意誌更加堅定，對清靜無染的大自然更加向往，“愛染日已薄，禪寂日已固”(王維《偶然作》)，妻子早歿，使他對世俗生活失去了信心;張九齡罷相，使他對官場生活完全絕望，從而歸隱終南山的心情就更加急切了，所以詩人說“晚家南山陲”，隱居終南山使王維獲得了“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陶淵明《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的自由和欣喜，在終南山安家落戶，終南山給予詩人家的感覺，終南山的生活就是詩人心靈得以安棲的精神家園。詩人把“中歲”與“晚家”對舉，正是把自己的人生合在壹起進行比照，隱居以前是多麽漫長而又無奈的期望與等待，而如今因緣際會，瓜熟蒂落，終於心想事成，詩人該是多麽高興暢快。然而詩人用“晚家南山陲”輕輕道出，平平淡淡，波瀾不驚，這是釋迦的拈花微笑，是禪心融化了喜悅，是絢爛之極後的樸素，矜躁化盡，自在流出。
在《神會和尚禪話錄》中記載了壹則王維與神會禪師的問答：“門人劉相倩於南陽郡見侍禦史王維，在臨湍驛中屈神會和尚及同寺僧惠澄禪師，語經數日。於時王侍禦史***和尚言：‘若為修道解脫?’答曰：‘眾生本自心凈，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脫。’王侍禦史驚愕雲：‘大奇，曾聞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說。’乃為寇太守、張別駕、袁司馬等曰：‘此南陽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議!’……”這段記錄說明神會禪師向王維表達了禪宗“無求無執”的觀念，修行解脫就在日常生活中，眾生本自清凈，不假外求，亦不求諸己，只要能夠任運自然，讓自我心性坦然流出即可獲得解脫。“興來每獨往”正可以看作是王維對這種禪宗思想的實踐性體驗，“興”是興致、興趣，是人的自然天性;“獨往”是獨自前往山中，這裏沒有絲毫孤獨的意味，這是詩人天性的自然選擇，詩人正是在享受這份孤單，這正是詩人無拘無礙的行為的表現;“每”，常常，即為興之所至，而行為所至，無有牽掛，而這壹切正是詩人的“興”之所在。王維又把這種觀念形象的描述了出來“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王維《能禪師碑》)，這種生活的態度在詩人的作品中就表現出興趣流淌，性情滿溢的境界。詩人的清逸性情與終南山的清川曠景相契合，就使詩人體驗到了難以言說的妙處，因而詩人說“勝事空自知”。“勝事”就是指賞心悅目之事，微妙難言之事，山中的行經觀想和自然景物給予詩人不可思議的體悟，因而詩人說“空自知”，“空”不是無的意思，而是指僅僅，強調此中妙處境界只有我壹人能領悟，這是壹種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這也是禪宗所重視的“自識本心，自見本性”的自覺自悟的狀態。在悠遊山林之中，詩人實現了性情與自然的融合交流，在對自然勝事的體悟中獲得了自在和解脫。
微法妙悟無法與人言說，詩人就把獲得自在的彼時的狀況加以描述出來，讓別人自己去體會，“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是詩人在山中的生活，沿流尋源，到達水窮之處，觀雲看霧，看到雲霧從山間升起。整個過程清靜灑脫，無滯無礙，讓人似乎可以看到詩人當時從容灑脫的神色舉止，恬淡無為的氣度風華。佛語雲：“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山河大地壹花壹葉中都蘊含著佛理至道，只要心與神會，物與性合，即可悟道，所以清代徐增在《唐詩解讀》中便解釋道：“行到水窮處，去不得處，我亦便止，倘有雲起，我即坐而看雲之起……於佛法看來，總是個無我。行無所事，行到是大死，坐是看得活。”詩人用行與坐的行為對舉，體現出自己行止皆宜，動靜隨心的自在;把水窮與雲起的狀況並提，體現出自然萬物生滅的圓融;在這裏，人的知性、行為與自然運行渾然壹體，“外在的風景就是人心中的映像，而心中的映像也就是外在的風景”(胡遂《佛教禪宗與唐代詩風之發展演變》)，而且人的行為也與心神契合如壹，似蟬蛻壹般，任運窮通，無有阻滯，這種渾然圓融的境界的描述顯示出詩人與之相對應的心理體悟，所以俞陛雲認為“此二句有壹片化工之妙”，其中的義理的確耐人再三玩味，在空寂義理的體悟之中湧動著與宇宙相通的無限生氣。
而尾聯“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表面上寫的仍然是山居生活，實際上已經是對頷聯、頸聯中山居生活的拓展與深化。頷聯、頸聯是體悟，而尾聯是對體悟所得的自然實踐，體悟所得的智慧已經融入到詩人的精神意識中，自然而然的就在詩人的行動上體現出了無滯無礙無住無為的禪意。“偶然值林叟”是機緣湊泊的遇合，是無心而為的喜樂之事;“談笑無還期”是任運自然陶然忘機的自由。壹切的禪心禪意就在言談行止間彌漫洋溢，真的讓人“有壹唱三嘆不可窮之妙”(方回《瀛奎律髓》)。
王維的壹生是與禪宗結緣的壹生，雖然他沒有真正的棄官歸隱泉林，也沒有真正的出家為僧，但禪宗義理已然成為他思想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其詩作中自然流露的禪心禪意，使他的詩歌具有了獨特的風格。值得壹提的是，《終南別業》是王維詩作中的名篇，歷來受人重視，但人們對這首詩的關註主要是集中於詩歌的意蘊，很少有人註意到這首詩在王維詩歌創作中的地位和價值。這首詩是王維剛剛歸隱山林時的作品，其中表述的鮮活的生活體驗，可以說是真正宣告了王維的人生觀由入仕為官而向歸隱泉林發生傾斜;詩中明顯的具有濃厚的禪宗色彩，這種特點在王維後期的創作中被運用得更加純粹圓熟;這首詩中是以作者主體“我”為創作對象的，直接顯示了王維寄意泉林的審美傾向，此後的詩作雖然主要以自然景物為表達對象，但在審美傾向上卻並無本質上的區別，比如《鹿柴》、《鳥鳴澗》等作品完全就可以看作只不過是對《終南別業》思想內容的延伸和具體化而已;《終南別業》還明顯確定了王清靜空靈的詩歌風格，這種風格在王維的後期詩歌創作中壹直延續並未發生本質上的變化。
作者簡介
王維，唐代詩人。字摩詰。原籍祁(今屬山西)，其父遷居蒲州(治今山西永濟西)，遂為河東人。開元(唐玄宗年號，713—741)進士。累官至給事中。安祿山叛軍陷長安時曾受職，亂平後，降為太子中允。後官至尚書右丞，故亦稱王右丞。晚年居藍田輞川，過著亦官亦隱的優遊生活。詩與孟浩然齊名，並稱“王孟”。前期寫過壹些以邊塞題材的詩篇，但其作品最主要的則為山水詩，通過田園山水的描繪，宣揚隱士生活和佛教禪理;體物精細，狀寫傳神，有獨特成就。兼通音樂，工書畫。有《王右丞集》。
王維的《終南別業》賞析